“是的，我刚刚被捕过。”
“我想不假。”
“你怎会知道？”
“在街头总能听到点儿什么。”
对了，不是报纸。流落街头者有他们自己传播消息的方法。莫迪凯事务所的那个年轻律师被抓了，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的遭遇和我们差不多。
“那是个误会。”我说，就好像她关心那是不是由于误会一样。
她们已经开始歌唱了，当我们走在“内奥米之家”前的台阶上时，我们能听到她们的歌声。梅甘打开前门，请我进去喝咖啡。在第一层由会客室改建而成的大厅里，妇女们唱着歌。唱完后，她们倾听别人诉说自己的问题。我在那里观察了几分钟。作为唯一的男性，我感到不自在。
梅甘在厨房里备好咖啡，然后领我浏览了这个地方。我们压低了交谈的声音，因为她们在不远处祈祷。一楼靠近厨房的地方有盥洗间和淋浴房，后面是小花园，供那些心情抑郁者一个人清静的地方。二楼有办公室，入会登记处，还有一间摆满了椅子的长方形房间，是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的地方。
我们在狭窄的楼梯上听到下面传来了一阵充满了欢欣之意的合唱声。梅甘的办公室在三楼。她请我进去，我一坐下她就把一份《邮报》抛到我的大腿上。
“那一夜真够呛，嗯？”她微笑着说。
我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还行。”
“那儿怎么回事？”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问。
“我的同监犯想要我的鞋子，他夺了去。”
她看看我那双穿旧了的耐克鞋：“就这双？”
“是的。挺好的鞋，不是吗？”
“你在牢里呆了多久？”
“几个小时。我几乎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我是个再生的人了。”
她又嫣然一笑，我们的目光游移了片刻。我突然发现，天哪！她手指上没有结婚戒指。她身材颀长，略显清瘦，发色呈棕红色，剪一头俏皮的露耳短发，样子活像一个预备学校的女生。她长着一双浅棕色的眼睛，眼睛大而圆，与她对视时非常愉快。我忽然发现她很迷人，并感到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
我现在为什么兴奋？我在这里流连忘返难道仅仅是为了参观？昨天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她的微笑和这双眼睛？
我们互陈了自己的经历。她的父亲是马里兰州的一名代理主教，是一个热爱华盛顿的印第安迷。她十几岁时就决定为穷人工作。那是至高无上的神的感召。
我得承认我在两周以前从未想起过穷人。她被那位“先生”的故事迷住了，也惊讶于它对我的灵魂净化作用。
她邀请我回来共进午餐，顺便监督露比。如果太阳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花园里用餐。
贫民律师(98)与其他人并无二样。他们也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到爱情，譬如说在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的避难所。
一个星期以来，我开车穿梭于华盛顿市区最险恶的地段，经常与避难所打交道，总的说来已和无家可归者打成一片。这时我感到没必要每次出去都躲在莫迪凯的背后。他是极好的保护伞，但我倘若想立足街头就得勇于承担风险，单独闯天下。
我有一张名单，上面记录了近三十家避难所、施粥处、救助中心的名字，无家可归者经常光顾这些地方。我还有一张名单，上面是被驱逐的十七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
星期六上午参观完“内奥米之家”后，我的下一站是靠近加拉德特大学的基列山基督教堂。从地图上看，它是最接近纽约街与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施粥所，而那里正是废仓库的旧址。施粥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格洛里亚的年轻女人，当我九点钟赶到时，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切芹菜，正为招募不到志愿者而担忧。我作了自我介绍，又费了一番口舌使她相信我的证件没问题，然后她指向一张切菜台让我切洋葱。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民律师(98)又怎能拒绝？
我向她解释说我以前在“多莉之家”干过同样的活儿，那时正下着大雪。她出于礼貌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着我。我一边切一边擦眼泪，向她叙述了我手中的案子，并一口气报出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在内的被驱逐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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