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个房间中，后面的那一个面积最小，尽管所有的雇员都知道它的功能，但都严格禁止进入这个房间。门从里面自动锁定，而费奇本人掌管着那唯一的一把钥匙。这个房间专门用于监视法庭上的情况，没有一扇窗户，墙上挂着一个大的屏幕，室内放着五六张舒舒服服的坐椅。就在这个周五的下午，费奇和两名陪审员咨询顾问正坐在黑暗中盯着屏幕。两位专家和费奇在一起时宁愿闭紧嘴巴，而费奇自然也不会费劲去讨他们喜欢。沉默。
他们使用的是玉玛拉XLT-2型摄像机，体积极小，镜头直径只有半英寸，重量不到一磅，但却到处都能适用。费奇的一个手下小心谨慎地把它安装好了之后，此刻它就安安静静地呆在法庭被告律师席下面的地板上，藏在一只旧的棕色皮包中，由奥列佛·麦克阿多悄悄地操纵。麦克阿多是来自首都华盛顿的一名律师，也是由费奇亲自挑中协助凯布尔等人工作的唯一的外国人。他公开的任务是提出战略性的建议，不断地朝陪审员们微笑，并为凯布尔提供文件材料。但他真正干的工作却只有费奇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每天走进法庭坐在被告律师席几乎是同一张椅子上，他带的作战武器是两只一模一样的棕色皮包，其中一只放的就是这台摄像机。每夭早晨，他都是第一个到场的被告律师，将皮包放置停当以后，便把摄像机对准陪审席，然后立即通过纽扣话筒呼叫费寄。
审理案件的任何一个时刻，在法庭里都可看到散放着20多个皮包，多数放在律师们的桌上或桌下，但也有一些搁在法庭工作人员席位附近。或者放在忙忙碌碌的低级律师们的坐椅下面，有几个皮包甚至就靠着围栏，看上去好像已被人丢弃。这些皮包尽管尺寸和颜色各异，但作为一个整体，外表并无太大的不同。即使麦克阿多的两只包也没有什么待别。有一只包他会偶然打开，从中取出一份文件，但装着摄像机的那一只，却始终锁得紧紧的，不用炸药，谁也别想把它打开。
费奇的战略很简单：万一由于某种无法想象的原因，摄像机引起了人们注意，在随后引起的乱哄哄的情况下，麦克阿多只要乘机把两只包调换一下，然后再随机应变，力争不出麻烦。
但这架摄像机被人发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它工作时没有任何声音，发出的信息谁也不可能听见。装它的那只皮包附近还有别的皮包，虽说偶尔也会被人碰一下甚至踢一脚，但调整不费吹灰之力，麦克阿多只耍找一个僻静的地点，通知一下费奇就成。去年在阿伦敦市辛明诺一案的审理过程中，他们已将这一联络系统调理得尽善尽美。
这架摄像机的功能实在惊人。小小的镜头，可以将整个的陪审席尽收眼底，将15个陪审员的面孔，用彩色图像发至费奇那间小小的监视室，让整天坐在那里的两位陪审员咨询顾问，仔细研究陪审员脸部表倩的每一个细微变化，研究他们打的每一个呵欠而费奇则根据陪审席上的动态，向凯布尔发出指示，把派驻在法庭上的手下人搜集到的信息告诉他但无论是凯布尔，还是当地的任何一位辩护律师，对这架摄像机的存在都一无所知星期五下午，这台摄像机拍下了陪审员们的强烈反应遗憾的是，它摄下的画面仅仅限于陪审席。日本人尚未设计出一只放在锁得紧紧的皮包中，却能扫视全场拍下其他重要镜头的摄像机，因而稚各布·伍德那两张萎缩的为烟熏黑了的肺部照片，虽然已经放得很大，这台摄像机却未能看见。但是，陪审员们却是眼睁睁地见着啦。当罗尔律师和佛里克博士流畅地背诵着他们的讲稿时，陪审员们个个都带着无法抑制的恐怖表情，呆呆地凝望着在长达35年的漫长岁月中，吸烟给雅各布·伍德的肺部慢慢留下的可怕的伤痕。
罗尔把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两幅照片放在证人席前的两只巨大的三角架上，佛里克博士于5时15分结束自己的证词时，已经是周末休庭的时间。留在陪审员心目中的最后的形象，便是从伍德尸体上切下，摊在一张白布上的他那个焦黑色的肺在今后的两天中，他们将无法忘记它。他们将时时刻刻想着它。
尼可拉斯·伊斯特尔在周末的活动情况，盯稍的人不费力气就掌握得清清楚楚。他在周五下午离开法院后，又步行去了奥赖利熟食店，心平气和地和奥赖利先生面带微笑交谈了一番。他买了一袋食品和大瓶的饮料，然后就径直走回公富，再也没有出外。星期六上午8时，他开车去了购物中心，在店里上了12小时的班，出售计算机和一些小玩意。他在食品城和一个名叫凯文的十几岁的小同事，一起吃了墨西哥煎玉米卷和油炸豆。没有发现他曾和任何一个与他们正在寻找的那位姑娘有某种相似的妇女交谈。他在下班后便回家，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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