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星期天，他们愉快地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情况。上午8点，他出了公寓驱车去了比洛克西的小港口，在那里和他相会的居然是杰里·费尔南德斯。他们乘坐一条30英尺长的渔船出了港，和他们同行的两位可能是杰里的哥们儿。过了8个半小时，他们才满脸通红地返回，一只很大的冷藏柜里装满了品种不明的海鱼，船上到处都是喝光了的啤酒罐。
钓鱼是他们发现的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第一个业余爱好，而杰里则是他们摸到的他的第一位朋友。但那位姑娘依然是毫无踪影。这倒不是说费奇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到她而是因为她看来挺有耐心。这种耐心才是使费奇心焦的根本原因。她已经作出的那小小的试探，显然只是一系列行动的开端，接着肯定会迈出第二步和第三步而等待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不过，联邦调查局的那位前任侦探斯旺森却认为，在一周之内她定会向他们抖露自己的身份。不管她想干什么，她肯定会和他门进行更多的联系。
星期一上午，就在开庭前半小时，不出所料，她果然出现了。当时，律师们已各就各位，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挤在一起作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哈金法官在办公室里处理着一个刑事案件的紧迫事务。
陪审员们已都聚集在陪审员室，费奇正呆在办事处他那间指挥室里，这时一个名叫康拉德的年轻助手突然从开着的门里走了进来。这位精通电话、无线电、录音机和高科技监视玩意的奇才轻声说：“外面打来个电话，你可能很想亲自接一下。”
像通常那样，费奇瞪着康拉德，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作了一番分析。打给他的所有电话，都是通过前面的服务台，用内部电话系统接给他的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即使深得他信任的华盛顿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也不能例外。
“为什么？”他满腹狐疑地问。
“她说她还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你。”
“她叫什么名字？”
“她不肯说。她讲得非常含糊，可是却坚持说事情非常重要。”
费奇望着另一部电话机上正在闪炼的指示灯，半天没有吭气：“她是怎么搞到这个电话号码的？”
“不知道。”
“在追踪她的电话吗？”
“是的。一分钟就够了，设法拖住她。”
费奇按了一下电钮，拿起话筒：“喂，”他尽量温和地说。
“是费奇先生吗？”她问，声音十分愉快。
“我是费奇。请问你是谁？”
“马莉。”
——是她！他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每一个电话都由录音机自动录下，供他随后进行分析：“早上好。马莉。你贵姓？”
“第12号陪审员费尔南德斯，大约20分钟之后走进法庭时，将手持一份《运动画报》。是10月12日那一期封面上是丹·玛里诺的照片。”
“明白啦，”他说，说话的口气仿佛是在作记录，“还有别的什么吗？”
“没有啦。目前没有。”
“那么你下次何时再来电话。”
“不知道。”
“你是怎么弄到这个号码的？”
“这很容易嘛。记住，12号，费尔南德斯。”咔嗒一声，她挂断了电话。费奇按了一遍另一个电钮，接着又按了一个两位数的密码，从电话机上方挂着的一只扬声器里立即传出了这一场通话的声音。
康拉德拿着一份打印件奔了进来：“是从高尔夫港的公用电话亭打来的。一家方便店里的公用电话。”
“真是莫名其妙，”费奇说，一边抓过上装，整整领带，“我想我得赶到法庭去了。”
一直等到大多数陪审员在桌边坐下或是在附近站定，乱哄哄的谈话声慢慢沉寂下来，尼可拉斯·伊斯特尔才大声问道：“周末有没有谁被人行贿或者被人跟踪啊！”有人咧了咧嘴巴，有人轻轻一笑，但无人应声。
“我的一票决不出售，但肯定可以出租，”杰里·费尔南德斯说。这句俏皮话是他昨天在渔船上从尼可拉斯嘴里批发来的，现在说出来谁听了都觉得挺逗，只有霍尔曼·格里姆斯是唯一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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