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惊恐地问。
“可他们并没有监视您。让我们讨论一下第二种设想。我们假设罪犯预先做了充分准备，事先跟踪您，而且，很有可能也跟踪过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他们溜进您的住宅，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什么都没偷，”他执拗地说，“我全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丢失。”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亲爱的，”娜斯佳差不多是温柔地说道，“您倒是想想看，我和您所能得出的结论，不是第一种，就是第二种。要不就是根本没人跟踪您，您在这个问题上弄误会了；要不您还是丢了什么东西，而究竟是什么，您不愿意告诉我。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您就是再怎么坚持，跟踪和盗窃不果这两件事，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缺乏逻辑关联。”
“我不会错的。我的确记得，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我。”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妨假设，偷盗得手了。我们没有别的结论。”
“可应该有一个！”心理医师又吼了起来，“应该有一个结论的！我知道有人跟踪过我，也知道我什么也没丢！你们找吧，你们去想吧，归根到底，你们是警察。”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请您说话公正一点。是的，我们是警察，而受害人——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只能从您的话里得知。您要我相信，在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您，还要我相信，他们没偷走您任何东西。我必须以您说的为依据，可我没有一幅产生关联的画面。因此我必须认为，或是您在被跟踪这件事上弄错了，或是您在住宅被盗问题上说了谎。从您对我所说的话里，没法组成一段关联紧密而又合情合理的情节。假使您能为我提供一种可以把这两件事实整合到一起的解释，我愿意接受它，并尽我最大力量来检验它。您能提供这种解释吗？”
“我？不能。我什么都不明白。可我的确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您应当相信我。”
“应当相信，”娜斯佳心里说道，“多么没意义的一句话呀。为什么一个人非得相信某个人呢？一个人应当关心受他赡养的人，得履行自己的承诺，归还自己的义务。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要相信呢？谁都不应相信任何人。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却是最流行最常用的一句话。说不定这是一句类似于有魔力的咒语的一句话。你应该相信我，这就是了，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说明。一旦屈服在这句话的魔力下，一个人就会以为自己真的应该相信他人了。”
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冗长谈话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娜斯佳最无法容忍的，是缺乏逻辑关联，因此，她累得够呛。如果你不得不对某人掰着指头去解释什么的话，那为什么对事实所做的这种或那种解释，不能令她满意呢。一切都有因果，一切都应有意义。哪怕那意义不寻常、不大习惯、不符合传统、完全独特也罢，但也应该有呀。一旦没有意义，就得或是寻求对事实的歪曲，换句话说，即寻求谎言，或是怪自己笨好了。
昨天下班时她就打定主意，现在到了最后为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做点儿什么的时候了。当然，不能说对于这件罪案，我们还什么都没做，不，不能这么说。米沙-多岑科认真清理了演播组的财务，不分昼夜地或是守在奥斯坦基诺①，或是呆在位于和平街区某处一幢用途不明的大楼里——“素面朝天”节目在此租了几间房，他们的摄影棚也在那里面。与此同时，另一位同事——科利亚-谢卢亚诺夫——调查了死者的社交圈，试图搞清他们（除剧组的主要工作外）还从事过什么商务活动，而这活动是否就是导致他们被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尤拉-科罗特科夫调查了出事那天所有曾把车停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旁边的白色“日古利”七型车的车主。他检验了一种完全有可能的推断，并证明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错误：即爆炸装置只不过被放错了车而已。看起来，一切与节目编导维佳汽车爆炸有关的调查，即使她娜斯佳不在，也都在进行，可乌兰诺夫却令她不安。乌兰诺夫变了，而这是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释的。可他显然不是“在朝那一方向”变。而且，就连“素面朝天”这一节目本身也变了。
①奥斯坦基诺——俄罗斯中央电视台所在地的俄文缩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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