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的节目是怎么回事？”她问。
“没什么，”我一耸肩，“又能出什么事儿呢？”
“我看了今天的节目，跟以往大不一样。”
“这是直播，”我解释道，“它跟预先录制剪辑的片子比，总是不大一样。”
“从今往后将总是那样？”
“我不知道，一切取决于能够取代奥克桑娜做节目的记者究竟什么时候能来。”
“我不明白，亚历山大-尤里那维奇，”她问道，“我想弄清的是，既然您能十分出色地搞直播，那您又何必非得要有一位记者不可呢？”
我不喜欢她的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我能出色地搞”呀？今天的直播简直糟透了，根本不符合这一节目的一贯宗旨。假使我们的编导维佳还活着的话，他会为我做出这样的活儿而把我的脖子拧断的。我把与电影制片人的谈话弄得那么糟糕，即使非专业人员也看得出来，对此，任何以压力和心情抑郁为由进行辩解都是徒劳的。我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认为没必要在直播过程中进行任何修正。有何必要着急呢，既然没了维佳和奥克桑娜，这节目最晚再过一星期使会完蛋，而我本人呢，也会在此之前就死掉的。因此“在那之前”怎么样，又有什么要紧，反正我人已经都死了。别看我现在还能活动，还在出气，还能进食，还喝带酒精的饮料，我还在说话，还能给人以一个正常男子的印象，可是，如果说对一个人来说，“明天”甚或“过一小时”这类概念压根儿就不存在的话，这样的人难道你还能说他是活人吗？
“您瞧，”我十分客气而又不耐烦地说，“一个主持人应对自己的交谈者有足够的了解，以便能使公众对他的谈话产生兴趣。假如这节目一周只有一次的话，那我就有足够时间深入了解这位嘉宾，预先想好转播的步骤。可是，由于这节目天天有，所以，在一周之内与五位嘉宾认识并准备好谈话，这在我来说从体力上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之所以要有一位记者也还是为此。记者的职责是与未来节目的嘉宾见面，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趣味和习惯、观点和问题。在此之后，在汇集了必要的材料以后，与导演一起坐下来准备节目。谈话的步骤都是预先计划好了的，没意思的话题被删掉，而对有趣的问题加以突出和强调。主持人只是在最后阶段才开始介入。奥克桑娜是个难得的天才，她能及时准备好所有必要的材料。至于她是怎么做的，我就不知道了。可事实总归是事实。要想取代她，仅有一个人是不够的，至少必须有三个人。这事不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因此，在新记者的工作尚未上路以前，我就只能搞直播。”
我觉得我的样子已足以令人信任了，尽管维卡总是说我连撒谎都不会。可我是不会对这位来自彼得罗夫卡的女士讲我们节目的真实情况的……
“我正在力图汇总维佳和奥克桑娜在临终前几天内的所有活动，”娜斯佳说道，“我这里还有几个空白点。对您的同事，您或许还能想起些什么来吧？”
“不，我所知道的和能想起来的，已经都告诉您了。”
“这么说，您无可补充了？”
“您瞧，连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无法推测，这些日子里他俩究竟在哪儿。他们都以为他俩是在班儿上。可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根本不在演播室，而他们，比方说，奥克桑娜吧，离开是为了执行什么任务，这一点任何人都说不清楚。”
“这一点安德烈耶夫应该知道。”
“可您现在怎么去问他？”她叹口气道。
“那是没法儿问了，”我迟钝地肯定道，“遗憾的是，我也无法为您提供任何帮助。维克多曾经有个单独的速记本，上面记载和收集了和材料有关的所有信息，那本上肯定有记载，能告诉我们记者到哪儿去、为什么。”
“对奥克桑娜居然会有这么严格的监督吗？”娜斯佳惊讶地问道。
“目的不在于监督，而在于能以此准确反映依据具体内容收集材料的各个环节。倒是对司机应该实施监督，其目的是为了能准确了解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您跟司机谈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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