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你大概也不能喝？”
安东摇了摇头。
“不行。不过，你想喝就喝吧，我不会嘴馋的。”
“真的？”谢卢亚诺夫喜形于色，“让你看着我喝，真是不好意思。”
“我已经习惯于在一旁看人家喝酒、通宵达旦地跳舞、和姑娘们说笑逗乐了。”
“可你自己，绝对不行吗？”
“我是担心呀，”舍夫佐夫坦白说，“这身体我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只爱抽抽烟。其他嗜好只能忍痛割爱了，我想再多活几年。”
“这是对的，”谢卢亚诺夫赞许地点着头，拿过酒杯，倒上了白兰地，“祝你健康。”
他喝干那杯浅褐色的酒时，透过酒杯看到了安东那奇异的目光。
“你干吗盯着我看？把我当酒鬼了？”
安东耸了耸肩，端起热腾腾的茶杯，小心地抿了一口。
“你一个人过？”他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问道。
“妻子跑了，她忍受不了普通民警家庭生活的拖累。”
谢卢亚诺夫很快又倒了第二杯，又是一下子灌下肚去。
“你还没结婚吧？”
“还没有。”安东微笑着说。
“有打算吗？”
“暂时没有。”
“干吗拖着呢？”
“创造物质基础呀。”摄影师诙谐地说，“结了婚。就得有孩子，妻子肯定指望同我白头偕老，帮她把孩子抚养成人。可我的心脏，要是突然一命呜呼，撇下她和孩子无依无靠，这与欺骗和背弃有什么两样。所以我必须攒些钱，一旦我死了，他们好不至于受穷。”
“别考虑那么多了！”谢卢亚诺夫责怪他说，又喝下了第三杯，“也许，你能活到70岁呢。”
“有可能，”安东同意说，“但也有可能活不到。结婚就意味着责任。心脏病人与一般人的心理状态是有很大差别的。健康人是不会理解我们的。”
“好啦，别恶狠狠地盯着我，今天再也不喝了。三杯，这是我每天晚上的定额。不喝这三杯，睡不着。现在喝完了，我这就把杯子拿走。”
他真的把酒瓶放回了橱子里。此时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了，满面红光，两眼发亮。
“听我说，安东，咱们来谈谈你们洗印室被盗的事。据我所知，你们那儿的锁像玩具似的。”
“谁会需要我们这些照片和底片？那儿从来就没用过什么锁，屋里只有几个铁柜，同事们十年九不遇地往里边放些器材。相机也都是自个儿挑的，这是我们的职业习惯，自己买自己修，从不借给别人。再说，照片是越新越好，所以我们总是‘机不离身’，一旦路上碰到个感兴趣的镜头，就能派上用场。只有把器材放在保险柜里时，才会加封上锁。屋子里东西很乱，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
“嘿，你们的规章制度可够健全的。”谢卢亚诺夫摇了摇头。
“那儿原本就没什么可保密的……”
“今天没有，明天就被盗。还有其他底片丢失的情况吗？”
“他们说还少了两卷胶卷，不过那两个胶卷和我的那些一样，无关紧要。其中一个是去年的，在一年一度的莫斯科共青团日活动中拍的；另一个是新拍的，是在你们内务总局的新闻发布会上拍的。把你们的新领导都拍进去了，说不定小偷正好需要这卷底片。你以为如何？”
“都有可能，安东，都有可能。现在去看看我们的成果。”
他们小心地从绳子上取下夹着湿漉漉的相片的夹子。照片上显出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和两个表情丰富的男子。他们正把小纸袋交给奥莉加，而紧张地微笑着的奥莉加正慌张地接过它们。
明天，用这些相片，谢卢亚诺夫很快就会查明，两个新娘在婚姻登记处遇害时，马拉特-拉特舍夫究竟在什么地方。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刚一上楼梯，就听见电话铃响。她急忙掏出钥匙，打开门奔向铃声不停的电话机。
“晚上好，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话筒里传来悦耳的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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