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个时候，她被叫到院长办公室，郑重通知她，作为一名党员，一个积极参加院里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她被推荐去捷克斯洛伐克交流经验，为期两个月。那是1967年，出国只有最幸运的人和最善于钻营的人才有份儿。所以，韦罗尼卡慌乱起来。她不能拒绝。过两个星期就得动身。她急忙去找一位妇科医生、一位和她无所不谈的老熟人，想在这两个星期之内堕胎。但是她运气不好，那位熟人正休假。她又急忙去住处的妇女保健所，要求转诊。人家要她交了化验单以后才给开转诊单。拿到转诊单，到了医院才知道，堕胎得排队，她只能排到12天之后。可是离动身去捷克斯洛伐克总共只剩下七天了。她要求、恳求、哭诉，说马上要出国两个月，必须赶在动身之前做手术……科主任鄙夷地把转诊单扔了回来，唠叨说什么，有时间到国外旅行，可没时间跟不出国的人一起排队。当然，韦罗尼卡可以找学院的同事，求他们托人情随便找个什么医院，哪怕是最蹩脚的医院，但是……42岁了，孤单一人，党员，清白的名声。她无脸去求情。
她怀着孕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两个月回国后，为时已晚。四个半月的身孕谁也不敢给她堕胎。
她屈服了，甚至开始为能有一个孩子而高兴。可脑子里那可怕的一天情景总是抹不掉。那天她喝了多少？白天喝了一瓶伏特加，晚上帕维尔来了，俩人又喝了一瓶。帕维尔又喝了多少！她模模糊糊记得，他俩一块儿喝掉那瓶以后，她又开过一瓶，她自己没再喝，可帕维尔喝了。
她在专业文献里看到了有关酒鬼父母生下畸形儿的记述，不过她还是决定找专家咨询一下。关于她自己的事，她当然对谁也不说，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装成纯粹是出于职业的兴趣，对耳鼻喉出现什么样的变态可能是父母嗜酒的后果很关心。专家给她作了详尽的解释，出示了石膏模型、酒精浸泡保存的畸形儿，既有从母亲肚子里取出的，也有生下来的。她毛骨悚然，每到夜里就做恶梦。可她肚子里的孩子却一天天长大，已经开始微微动弹了……
儿子生了下来，韦罗尼卡专注而恐慌不安地望着儿子，竭力寻找畸形或缺陷的征兆。然而瓦列里很健康，而且漂亮得出奇，长着一头浓浓的黑发，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从诞生那一刻起她就明白了，孩子像帕维尔，像得出奇。于是她便开始祈祷，但愿仅仅限于外表相像。
一发现有一点儿不健康的征兆，她便没完没了地领着儿子找大夫检查，花大笔的钱购买食品，想方设法让儿子吃最新、最有益健康的东西，不管价钱多贵。她非常注意让夏季的休假过得尽善尽美。她担心儿子遗传方面有问题，想方设法让他的生活方式健康，以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可能产生的遗传性疾病。她觉得对儿子有罪，她跟一个喝醉酒的男人怀上他时，自己也喝醉了。这个男人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的，除了名字和工作地点外，她对他一无所知。谁知道这个男人有什么病，他父母怎样。她的精神痛苦有时简直无法形容。有时她竟然想找帕维尔问问他的健康状况，但每次都克制住了。她不能见他，更不能让他知道有了孩子。
有一阵子，她的痛苦减轻了些。瓦列里16岁了，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并且身上没发现任何严重变态的征兆。韦罗尼卡看着儿子那匀称的体形，漂亮的面孔，每星期自豪地在那写满五分的小记分册里签字时，她如释重负地想，也许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但是，她高兴了还不到一年。一天，她在街上遇到帕维尔，跟他只谈了几分钟就明白，一切比她期待的要糟得多。要是帕维尔没说谎的话，他有严重的性心理变态，开始表现为下体裸露癖，后来表现为恋尸欲。她望着孩子的父亲，知道他没说谎。
帕维尔向她要钱。于是韦罗尼卡和儿子开始搬来搬去。接着，又有了新的担心：要是突然帕维尔想把秘密告诉儿子怎么办？
帕维尔嘲弄她，勒索她的钱财，侮辱她，折磨她，她都忍受了。可现在瓦列里长大了，又添了一层恐惧：这次她是担心孙子孙女儿会是畸形儿，许多疾病是隔代遗传的。儿女生下来可能健康没毛病，可是孙子孙女儿得为祖父祖母的罪过受到惩罚。
当瓦列里生活中出现了埃利娅-巴尔托什时，韦罗尼卡惊恐地想到，要是帕维尔得知儿子将娶一个富有人家的女儿为妻，他就会不满足于她千方百计从家庭开支中挤出来给他的那点儿可怜的施舍。但是，她却毫无办法：她总不能搬到帕维尔家去住，拉住他的手，监视他走的每一步吧。走在路上，她总是警觉地环顾四周，寻找那个眼睛浮肿的家伙，担心斯米季延科会偷偷地走近瓦列里。一天，一个挺不错的年轻人马拉特-拉特舍夫来找她。马拉特因为埃利娅十分苦恼。韦罗尼卡非常高兴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她指望他俩能够阻止这桩婚事，但他们一无所获。于是，登记那天，她请求马拉特用车把她送到婚姻登记处，因为她担心帕维尔会来。他这个人一点儿良心也没有，很可能到婚姻登记处来，那可要出大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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