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苗-费多罗维奇，您知道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保护过熟人的风流韵事吗？”
“当然。当我不再是她的圈子中的一员之后，她还乐意同我讨论这些韵事。大概，您知道这段可悲的往事，既然您到我这里来。”
“非常粗略，一点皮毛而已，”娜斯佳点点头，“大部分我都不清楚。不过这正好是您不一定非回答不可的问题，如果您不愿意的话。”
“您还有什么不清楚呢？”
“比如，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为什么瞒着大家同您继续约会的问题。这有什么可害羞的？您在她的丈夫被捕和死亡一事中的作用只涉及她，而对此取何态度是她个人的事情。她宽恕了您，与此同时，她为什么应当看别人的眼色呢？我对此不理解。”
“我尽量向您解释清楚。至少，我明白您的疑惑。当时，在1949年，我32岁，我的儿子3岁，女儿刚刚出生，我也十分清楚，如果我不服从的话，等着我的家庭的是什么。我尽自己所能抵制了很长时间。我建议利用施瓦伊施泰因家的其他朋友们的帮助，指出了他们的名字，既然卡佳的丈夫注定要被逮捕，我指望他的落难至少不是出自我的双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检举没有促使他们动手，但是我确实知道有人检举，并且知道是哪些人提供的。”
“您从哪里知道的？”
“我知道了。在全面监视和大逮捕时期，也有过连环保，我在机关里有一些朋友给我通报消息。最可悲的是，所有写过告密信检举卡佳的丈夫的人都留在了她的圈子里，继续到她的家里去，多年以来被她继续当做朋友。您要是看见就好了，当施瓦伊施泰因死了以后，他们如何向她表示同情！他们那时候都年轻，发生争吵的时候他们都还活着。我由于不小心丢失了几张异议书，卡佳对这些话不理解，但是他们都很清楚。我大声引用了不同告密信中的一些话，这些告密信的作者，在卡捷琳娜把我拒之门外的时候都在场，他们心里非常明白，我全都知道。您知道吗，按照‘自己是傻瓜’的原则，我不赞成把所有的关系都查个水落石出，所以我没有以揭露其他人来报复。说到底，报复他人不能减轻我的罪过，我承认了它，而其他人的罪过就让它埋在他们的良心中吧。”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知道了写告密信检举她丈夫的不止您一个吗？”
“如果知道，也不是从我这里，我没有告诉她。”
“为什么，谢苗-费多罗维奇？难道当时所有写了施瓦伊施泰因告密信的人当中，痛苦的只有您一个，而其余人继续围着您心爱的女人跳舞没有刺痛您吗？”
“刺痛？”罗德钦科沉思地重复了遍，“也许。您知道，我同您的谈话很奇怪。要知道我同任何人都不能谈这件事情，我只同卡捷琳娜谈，她比我整整年轻五岁，而过了50岁之后，五岁的差距已经算不上差距了。因此甚至对她我也不能做到绝对直言不讳。而现在在您的面前，我才明白老年人有自己的优势：跟自己的同龄人讨论这个题目我会不高兴的，而跟年轻人——请吧。在您的面前我不觉得不好意思。也许，是因为现代的年轻人更加不在乎道德，因而更加宽容他人的罪过，对犯罪更加冷漠。您不至于唾沫横飞地指责我，对吗？”
“对，但是并非因为我不在乎道德。在某些方面大概您是正确的。谢苗-费多罗维奇，要是一个年轻些的人说这些话，我会怪他，但是我不能怪您。”
“您看，”罗德钦科嘿嘿笑了，“年龄是一面有用的挡箭牌。年轻迷人的女人们对我也已经不见怪了，不论我说些什么荒唐话。现在您清楚了，为什么卡佳隐瞒同我的关系，因为她不知道，她的朋友中有些人并非不该受到谴责。她是个圣洁的人，她原谅我甚至都觉得尴尬。所以她不想让人知道。她在这些人面前不好意思。您想象得到这种奇谈怪论吗？她在他们的面前不好意思，是因为她能够原谅我，还因为她不能无视我们的爱情。”
“谢苗-费多罗维奇，难道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朋友们的真实面目告诉她吗？您自愿把全部罪责的重担都揽到自己的身上，把这个秘密保守了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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