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克里姆先生在左边最里面的房间里。如你找不着的话，您只管问别人。大家都认识他。”
邦德拾阶而上，来到一间会客室前。一个传者问也不问他是谁，便领着他从许多铺着多彩瓷砖的小房间走过，来到了最里面的一间屋子。克里姆正坐在墙角的一张办公桌前等着他。桌旁窗子下面就是香料市场的入口处。
“伙计1快坐下，喝上几杯。喝点葡萄酒怎么样？”他一边高兴地和邦德打着招呼，一边吩咐传者把酒端来。
邦德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端起传者送来的酒，向克里姆举了举杯，抿了一口酒。啊，这味道和首香烈酒挺象。他一口气把一杯酒喝个干净。
克里姆对那帮土耳其人的所作所为大发了一阵评论后，问道：“有动静了吗？”
邦德摇摇头。他告诉了克里姆调房的事。
克里姆放下酒杯，用手抹了一下嘴。他的想法和邦德完全一样。“这场戏迟早部要开演的。我开始做了些试探性的工作，现在只能坐观其变了。吃完饭我们一块儿到敌人的老窝去转转。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的。当然，我们仅仅是暗地里去拜访，不会被他们察觉的。”克里姆自觉很机警，不禁纵声大笑起来，‘“现在谈点别的事吧。对土耳其有何看法？算了，不谈这个，我没兴趣。”
片刻之后，头一道菜上来了。邦德吃的辣味沙丁鱼味道很一般，和一般的油炸沙丁鱼没什么区别。克里姆的第一道菜是一大盘生鱼片。他看邦德那迷惑的样子说：“我要了一盘生鱼片，下一道是生肉和高艺。此外，还有一盘酸奶酪。我一向不赶时髦，吃生东西是因为从前曾想当个职业大力士，为此我还专门练过。土耳其人都爱看大力士表演，这职业很受欢迎。那时候，教练规定我只能吃生东西。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我想，这对我身体有好处。不过，”他晃晃叉子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生东西。别人爱吃什么，我才懒得管。但我不希望看见吃饭喝酒时哭丧着脸。”
“现在怎么不当大力士了呢？怎么会干起现在这个行当呢？”
克里姆叉起一片生鱼，有滋有味地嚼了起来。他一口喝下半杯葡萄酒，点上一支香烟，身体往后一靠说，“好吧，既然没什么好说，就讲讲我的事儿吧。你肯定想不通，这种怪人怎么会干起情报局这个差事的？我长话短说，要是你还是听得不耐烦，就叫我止住，行吗？”
“好的。”邦德也点上一支香烟，身体向前倾了倾，靠在桌子上。
克里姆看着缓缓上升的烟雾说，“我是特拉市松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我有不少妈妈。我父亲是那种令女人着魔的男人。他是个捕鱼高手，整个黑海的人没有不知道他名字的。他专捕箭鱼。这种色非常凶猛，极难捕捞，而我父亲却在捕箭鱼那伙人里数头一号。女人们都想让他们的男人出人头地。我父亲就成为当地的一位英雄。那儿的风俗是敬重高大健壮的男人，而他正是个英俊潇洒的大个子。所以他可以拥有许许多多的女人。必要的时候，他们会为了一个女人动刀子。这样，我的兄弟姐妹很多。大家都住在一所破烂的房子里。虽然房子破烂，但我的那些妈妈们把它收拾得井井有条。我的妈妈比当地任何人的都多，不亚于一个后宫。我自己的母亲原来是英国的家庭教师，是在伊士坦布尔看马戏时认识我父亲的。他们简直是一见钟情。当天晚上，他就带她上了渔船，来到了特拉布松。她对自己的选择从来都不后悔。在她眼里，这世界上除了我父亲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了。战后她死了，享年六十岁。我有个哥哥，是一个意大利妈妈生的。他皮肤很白，所以叫比安柯，而我很黑，所以叫达科。我们兄弟姐妹总共十五个，小时候都在一块长大，真是绝妙无比。妈妈们经常吵架，孩子之间也少不了动拳动脚。那个破屋子就跟个吉普赛人的宿营地一样。每次，我们打架太过分时，父亲把我们双方都揍一顿；但如果我们和平共处，他对我们又很好。你能想象出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是怎么生活的吗？”
“很难想象出。”
“你如果在这里生活久了，就可以理解的。后来，我几乎和父亲一样的高大强健，可受的教育比他要多。我的母亲负责教育我，父亲只是要我们爱清洁讲卫生，要求我们一天起码得上一次厕所，并告诉我们怎样去理解人，理解社会。母亲对英国满怀崇敬，这种感情同时也灌输给了我。长到二十岁时，我自己有了一条小船-就开始自己挣钱了。我生性太野，不爱呆在家里受约束，就自己到海边找了两间小屋子居住。我想瞒着父母搞些女人，但运气很臭，只是搞来一个比萨拉比亚的小泼妇。那还是我在伊斯坦布尔后面的山里和吉卜赛人打了一架才搞到的。那帮家伙猛追不舍，那女人也不愿跟我走，害得我只好把她打昏后拖回我的房子里。到了特拉布松后，那个臭女人还想杀了我。我把她拉进屋里后，扒光她的衣服，把她捆在桌子底下。我吃饭时，只给她点残羹剩汤，好让她明白谁是主人。可没想到，我母亲突然来了，说父亲要见我、当她发现了那个姑娘时，她大骂我是个残忍无耻的流氓，真后海居然生了我这么个孽子、并要我马上把那姑娘送回去。我母亲找来衣服给那姑娘穿上，放她回去。我真想不通，我真的要送她走时，她却怎么着都不肯走了。”克里姆不禁大笑起来，“经过这件事情，我总算是了解了一些女人的心理，真是太有意思了。我的母亲为她忙这忙那，给她自由，但这个不知好的丫头却念起吉普赛咒语，不停地骂。好在母亲没有把这事告诉父亲，要不又得生事。她总是这样-一旦我干了坏事，把我臭骂一通，但又护着我。嗅，拉得太远了，还是说正事吧。那天我回去见我父亲时，在场的还有一个英国人。这八个子很高，脾气很好，一只眼睛上贴了块黑膏药。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说，英国人想知道俄国人在边境的动静，想了解俄国人在离特拉松布五十英里的英国石油和海军基地有何举动。那人说，只要能打听到这些情况，他们可以给不少的钱。我的英语和俄语都讲得还行，眼尖耳灵，机智敏捷，又有一条船。于是父亲就让我帮英国人做事。伙计，这位英国人就是丹西少校，前任T站站长。后来我就一直在他手底下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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