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切尔离开她的时候深信奥兰斯基伯爵的指责并非没有根据，那个在他妻子过去的生活中扮演“秘书”角色的神秘人物，在帮助她逃亡后大概不会得不到报偿。她逃离的那种环境是不堪忍受的，难以形容、难以置信的。她年纪轻轻，吓坏了，绝望了——还有什么比感激救援者更顺理成章的呢？遗憾的是，在法律与世人的眼中，她的感激却将她置于与她可恶的丈夫同等的地位。阿切尔已经按照他的职责让她明白了这一点，他还让她明白了，心地单纯而又善良的纽约上流社会——她显然对它的仁爱抱了过高的期望——恰恰是一个她休想得到丝毫宽容的地方。
被迫向她讲明这一事实——而且目睹她决然地加以接受——曾使他感到痛苦不堪。他觉得自已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妒忌与同情引向她一边，仿佛她默认的错误将她置于他的掌握之中，既贬低了她，却又使她让人喜爱。他很高兴她是向他披露了她的秘密，而不是面对莱特布赖先生冷冰冰的盘问，或者家人尴尬的众目睽睽。他紧接着便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向双方保证，她已经放弃了谋求离婚的主意，而她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她认识到那样做徒劳无益。他们听后感到无限欣慰，便不再谈论她本来可能给他们带来的那些“不愉快”的事。
“我早就相信纽兰会处理好这件事的，”韦兰太太得意地夸奖她未来的女婿说。而召他密谈的老明戈特太太对他的聪明能干表示热烈祝贺，然后又不耐烦地说：“蠢东西！我亲自告诉过她那纯粹是胡闹。当她有幸做已婚女子与伯爵夫人的时候，却想去冒充老处女埃伦-明戈特！”
这些事使年轻人想起与奥兰斯卡最后一次谈话的情形历历在目，以致在两位演员分手、幕布徐徐落下时，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站起来要离开剧院。
他走的时候，先转向身后面那一侧，结果却发现他思念着的那位夫人正坐在一个包厢里，跟博福特夫妇、劳伦斯-莱弗茨夫妇及另外一两个男人在一起。自从那天晚上分手之后，他还没有单独跟她讲过话，并且一直设法避免和她在一起。然而现在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与此同时，博福特太太也认出了他，并懒懒地做了个邀请的表示；他不进她的包厢是不可能了。
博福特与莱弗茨为他让出地方，与博福特太太敷衍了几句——她一向喜欢保持优美的神态，而不愿多讲话——他坐在了奥兰斯卡夫人的身后。包厢里除了西勒顿-杰克逊先生别无他人，他正神秘兮兮地小声对博福特太太讲上星期天莱姆尔-斯特拉瑟斯太太招待会的事（有人报道说那儿曾经跳舞）。博福特太太面带完美的笑容听他的详尽叙述，她的头摆得角度恰到好处，使正厅前座那边能看到她的侧影。在这种掩护之下，奥兰斯卡夫人转过身来，低声开了口。
“你认为，”她说，一面朝舞台瞥了一眼，“明天早上他会送她一束黄玫瑰吗？”
阿切尔脸红了，他的心惊跳了一下。他一共拜访过奥兰斯卡夫人两次，每一次他都给她送去一盒黄玫瑰，每一次都没放名片。她以前从未提及过那些花，他以为她决不会想到送花人是他。现在，她突然夸奖那礼物，且把它与舞台上情意浓浓的告别场面联系起来，不由使他心中充满了激动与快乐。
“我也正想这件事——为了把这画面随身带走，我正要离开剧院，”他说。
令他意外的是，她脸上泛起一阵红晕，那红晕来得很不情愿且很忧郁。她低头看着她手套戴得齐齐整整的手上那架珍珠母的观剧望远镜，停了一会儿说：“梅不在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我专心工作，”他回答说，对这问题有点不悦。
遵循确立已久的习惯，韦兰一家人上周动身到圣奥古斯丁去了。考虑到韦兰先生有可能发生支气管过敏，他们总是到那儿度过冬末。韦兰先生是个温厚寡言的人，凡事没有主张，却有许多习惯。这些习惯任何人不得干扰，习惯之一就是要求妻子和女儿要永远陪他进行一年一度的南方旅行。保持家庭乐趣的连续不断对他心灵的平静是至关重要的，假如韦兰太太不在身边提醒，他会不知道发刷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怎样往信封上贴邮票。
由于家庭成员间相敬相爱，还由于韦兰先生是他们偶像崇拜的中心，妻子和梅从来没有让他独身一人去过圣奥古斯丁。他的两个儿子都从事法律工作，冬季不能离开纽约，一贯是在复活节前去与他汇合，然后一起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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