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暂时住在日本。”他回答我说。
他说，他对有人盗用我的名义感到气愤，并表示准备帮助我终止这场骗局。但是，他又补充说，这也没什么值得气愤的，因为他认为文学的力量在于欺骗，文学中的真实就是欺骗，因此，一篇伪作既然是欺骗之欺骗，那么它就具有次等的真实性。
他继续向我阐述他的理论。根据他那种理论，任何一部小说的作者都是真实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是在虚构之中代替作者的一个替身。他的许多观点我是同意的，但不能让他看出来。他说他对我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是个可以被人模仿的作者；第二，因为我具备成为一个大模仿家的必要条件，能够制造出天衣无缝的伪作来。因此，我能够成为他所谓的理想作家，即完全溶解在严严实实包裹着现实世界的虚构之中的作家。由于他认为技巧就是事物的实质，所以作者只要能够发明一套完善的技巧，便能与一切事物等同起来。
我无法把昨天与那个马拉纳的谈话驱出自己的脑海。我也希望把我自己从作品中抹掉，并为每一本书找到一个新我、新的声音、新的姓名，获得一次新生。但是，我的目的是在小说中捕捉到不能阅读的物质世界，那里既不存在任何中心，也不存在我。
仔细想想，这样一个笼统的作者也许是个很不起眼的人，例如在美国叫做捉刀的人、影子作家等。他们的职业虽不太受人尊敬，他们的作用却是人所共知的。他们是无名的编辑，把别人要讲述但不会写或没时间写出来的东西编辑成书；他们是书写的手，把忙于生存的事物变成文字。也许这才是我的真正使命，可我辜负了这一使命。我本来可以变成许多个“我”，与其他人的“我”连接起来，装扮成许许多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我”。
既然书中的真实只能是个人的真实，我便决定写我自己的真实。写我自己的真实的回忆？不，回忆只有在没有写出来的时候。没有具体形式的时候才是完全真实的。写我自己的真实愿望？不，愿望也只有在不受意识的支配时才是真实的。我惟一能够写的真实就是我现在经历的这一时刻。也许这本日记才是一本真正的书，我在这里尽量真实地记录了我在一天中不同时刻、不同光线下看到的那个坐在躺椅上的女子的形象。
为什么不承认我这种不满情绪是妄自尊大白日做梦呢？一个要消除自己、让位于身外之物的作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写出一本包罗万象的、表示一切的惟一的书；要么写出所有的书，在每本书里仅反映一个局部，通过局部反映整体。包罗万象的惟一的书，不是别的什么书，而是圣书，是揭示一切的语言文字。但是，我不相信语言文字可以包罗一切，我要写的是语言文字之外的东西，是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事物。因此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即写出所有的书，写出一切可能存在的作者可能写出来的所有的书。
如果我想我只能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种种问题便会阻碍我，使我止步不前。如果我想我要写的是整整一个书库，那么我的心情便不会感到压抑，因为我知道不论写本什么样的书，它都将得到补充、反驳、衡量、增补，将被成千上万本我尚需写作的书籍所掩埋。
古兰经是创作条件最清楚的圣书。这本圣书与万物之间至少有两个媒介，即穆罕默德听安拉讲话，再把这些话讲给文书记录下来。有一次——为这位先知作传的人说——穆罕默德在向文书阿布杜拉转述安拉的启示时，讲到一半停住了。阿布杜拉本能地提醒他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先知由于一时疏忽把文书的话当成了真主的启示。这件事使阿布杜拉非常愤慨，随后便离开了先知并放弃了对他的信仰。
文书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组织句子的责任在他，他应该考虑文字上的连贯性，考虑语法和句法，以便容纳在变成语言之前就已十分流畅的思想，接收作为一位先知讲来必然十分流畅的话语。既然安拉要把自己的启示表示成文字，文书的合作便是不可缺少的。穆罕默德明白这点，有意让文书来结束那句话。但是阿布杜拉却未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权力。他丧失了对安拉的信仰，因为他缺乏对写作的信心，缺乏对他自己这个从事写作的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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