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家后干什么去了？”
“参军。这是离开咱这小城，离开密西西比州最简单的办法。他走了三年，回来时带了一个老婆。他们住在克兰顿，我们几乎见不着他们。他有时跟他母亲聊聊天，跟我就没什么话说。在六十年代初期，黑人运动尚在起步阶段。三K党的集会和活动非常频繁，大部分都发生在我们南边一带。埃迪保持着超然立场。他沉默寡言，反正他从来话就不多。”
“接着我就出生了。”
“你出生时大概正赶上那三个民权分子失踪。埃迪居然胆敢问我是否卷入此事。”
“你卷入了？”
“当然没有。几乎过了一年我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他们是三K党，是不是？”
“是的。”
“那些小伙子被杀你高兴吗？”
“这到底跟一九九○年的我和毒气室(107)有什么关系？”
“你参与爆炸活动时埃迪知道吗？”
“福特县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一直不是大活跃。就像我所说的，那些活动都发生在我们南边一带，在默里迪恩附近。”
“那你是迫不及待跳进去的啦？”
“他们需要帮助。联邦调查局的人渗透很深，几乎任何人都不能信任。民权运动像滚雪球似地迅速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我并不以此为耻。”
亚当微笑着摇摇头。“但埃迪感到羞耻，不是吗？”
“在克雷默爆炸发生之前埃迪对情况一无所知。”
“你为什么把他扯进来？”
“我没有！”
“你怎么没有！你告诉你老婆去找埃迪，让他开车去克利夫兰把你的车取回。做了这件事之后他便成了从犯。”
“我当时身在监狱，对吧。我吓坏了。而且这事从来没人知道，并没有造成伤害。”
“埃迪也许不这样想。”
“对，我不知道埃迪是怎么想的。到我出狱时，他已经失踪。你们全都走了。直到他母亲的葬礼前我始终没再见到他。他悄悄进来参加了葬礼，没跟任何人讲话又悄悄走掉了。”他用左手揩一下前额的皱纹，接着把手指插进油腻的头发里。他面色黯然，亚当看见他瞥了一眼窗口，眼角似乎有些湿润。“我最后一次看见埃迪是葬礼后在教堂外面他正要钻进他的车里。他匆匆忙忙。感觉告诉我，我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来这儿是因为他母亲去世，我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再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让他回来。我当时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莉在我身旁，我们俩眼睁睁地看着他开车走了。我在那儿埋葬了我的妻子，同时眼看着我的儿子从此消失。”
“你设法找过他吗？”
“没有，没真正找过。莉说她有个电话号码，可我不想乞求谁。他显然不希望跟我再有什么联系，所以我也就不去打扰他了。我经常想起你，记得我曾跟你的祖母说要是能再见到你该有多好。不过我并不想花许多时间去查找你们的下落。”
“要找到我们可没那么容易。”
“跟我听说的情况一样。莉偶尔与埃迪通通话，然后她会转告我。听上去好像你们转遍了加利福尼亚州。”
“十二年里我上了六所学校。”
“那是怎么回事？他这是干什么？”
“多方面的问题。有时是他失了业，我们因为付不起房租而搬家。有时是母亲找到了一份工作，因而我们只好搬往另一个地方。还有时是爸爸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的学校大为不满，于是非让我转学不可。”
“他都干些什么工作？”
“他一度在邮局工作，直到最后被解雇为止。他威胁要告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坚持与邮政系统为敌。他找不到律师代理他的案子，所以就写信骂他们。他始终有一张小书桌，上面放一台旧打字机，还有好几抽屉的文件，那是他最珍视的财产。每次我们搬家，他都极小心地照料他的办公室，他就这样称呼自己的书桌。他对其他的东西都不在乎，反正也没多少东西，但他却不惜以生命保护他的办公室。我还记得许多夜晚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却听见那台该死的打字机整夜整夜地敲个没完。他恨那个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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