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姓福钦，有蒂博多一带卡琼家族的血统。他没有社会安全号码，从不报税，在政府看来他根本就不存在。他有三本伪造精美的护照，其中一本是德国的，另一本据说是由爱尔兰共和国签发的。罗兰出入国境，通过验证检查毫无困难。
罗兰的众多化名中另有一个名字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从未向别人透露过，那便是罗利-韦奇。一九六七年，在克雷默爆炸事件之后他逃离美国，曾在北爱尔兰居住，后来还在利比亚、慕尼黑、贝尔法斯特和黎巴嫩住过。为了观察对萨姆和道根的审判，他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曾两次短期返美。那时他已经有完备的证件可以自由旅行了。
这以后他还有数度短期返美，每回都是为了处理凯霍尔一案的混乱局面。不过随着时光流逝，他对这事已不再那么担心。为了传播纳粹主义的信息，他搬进这个地堡已有三年。他不再把自己视为三K党徒。如今他已是个自豪的法西斯分子。
在结束上午的阅读时，他在十份报纸中发现有七份登了有关萨姆的报道。他把这些报纸放进一只金属筐，然后决定上去看太阳。他给他的泡沫塑料杯里加了咖啡，乘电梯上升八十英尺来到一座木屋的门厅。今天是个好天，天气凉爽，阳光灿烂，万里无云。他顺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山上走去，不到十分钟就可以俯瞰到下面的山谷。远处是无边的麦田。
对萨姆的死，罗兰已经梦想了二十三年。他俩共有一个秘密，只有萨姆被处死才能把这个沉重的负担卸去。他非常敬佩这个人。萨姆不像道根，他坚守了自己的誓言，始终没有说出来。历经三次审判，几度更换律师，无数次的上诉及提审，萨姆从未屈服过。他是个可敬的人，可罗兰却要他死。啊，是的，在头两次审判期间他迫于无奈曾递话威胁萨姆和道根，不过那已过去好久了。道根在压力下崩溃了，他招了供并作证指控萨姆。于是道根便死了。
这个小伙子让他不安。和所有别的人一样，罗兰也失去了萨姆的儿子及其家人的线索。他知道那个在孟菲斯的女儿，但那个儿子却失踪了。可是现在这个——这个来自一家财力雄厚的大犹太律师事务所的相貌英俊、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律师无端杀出来，准备搭救他的祖父。罗兰对行刑的情况有充分了解，所以他理解律师们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都会尝试各种办法解救自己的当事人。萨姆要是会吐口，就是现在这种时候，而且会在他孙子在场的时候说出。
他把一个石子扔下山坡，看着它跳出了自己的视野。他必须走一趟孟菲斯。
星期六对芝加哥的库贝法律事务所来说所代表的只不过是又一个辛苦的日子，但在孟菲斯分部情形却轻松一些。亚当九点到办公室时发现另外只有两名律师和一名助理在工作。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拉下了百叶窗。
他和萨姆昨天一起工作了两小时，到帕克带着脚镣手铐回到法律图书室时他们已经在桌上摆满了几十部法律书和律师的记事簿。帕克不耐烦地等着萨姆慢条斯理地把书放回书架。
亚当重新看了一遍他们的笔记。他进入电脑着手自己的研究分析，又对诉状作了第三次修改。他已经给加纳-古德曼传真了一份诉状，后者修改后又传了回来。
古德曼对此项申诉是否能在听证时得到公正对待并不乐观，不过案子进行到这一步上已没什么可损失。万一联邦法院果真举行紧急听证会，古德曼已准备好就梅纳德-托尔的受刑情况出庭作证。他和彼得-韦森伯格目睹了这次行刑。事实上，韦森伯格因为受不了一个大活人被毒气处死的场面才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去教书的。他的祖父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的祖母却不那么幸运。古德曼答应与韦森伯格取得联系，并且相信他也会出来作证的。
到中午时，亚当在办公室已经呆得烦了。他打开他的门，听不到有脚步声。其他的律师已经都走了。他也离开了办公楼。
他向西驶去，过河进入阿肯色州，途经西孟菲斯的卡车停车点和跑狗场，终于驶出拥挤的车流来到到处是农田的乡问。他驶过厄尔、帕金和威恩的小村庄开始进入山区。他在一家乡村杂货店停下来喝了一瓶可乐，三个穿褪色工装裤的老人坐在门口忍着酷热打苍蝇。他放低头顶上的车篷，加大车速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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