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手提包和她的那只小箱子。”
“现在要是把她带的那只手提包拿来给您看，您还认得出吗？”
“认得出，先生。”
“是不是这只手提包？”（地方检察官梅森的一个助手拿来一只手提包，放在一张小方桌上）
奥尔登看了一眼，用手背擦擦眼睛，一本正经地说：“是的，先生。”
接下来——由于梅森对这次审理的整个进程都着意安排得富有强烈的戏剧效果——一个助手送上来一只小箱子——泰特斯·奥尔登和他的妻子、儿女们一见到它，全都号啕大哭。在泰特斯确认它是罗伯达的遗物以后，那只手提包和那只小箱子就先后被打开了。罗伯达添置的衣服、一些内衣内裤、鞋子、帽子、克莱德送给她的那套化妆用品、她父母、妹妹和哥哥弟弟的照片、一本旧的家庭烹调全书，还有一些匙、刀、叉，以及细盐瓶、胡椒粉瓶等等（全是她祖母给她的，她一直珍藏着，准备婚后用）——一件件都被高高举起，逐个确认清楚了。
这一切都是在贝尔纳普提出反对，梅森保证能“同本案联系起来”的情况下进行的。殊不知梅森怎么也联系不起来，因此，法庭明令将这些证据从开庭笔录中“通通勾掉”了。不过，这一场面所产生的凄怆效果，却深深地镌刻在陪审团成员的心里了。而且，贝尔纳普对梅森的这些策略的批评，结果只是引起了这位绅士大声怒吼：“我倒是很想知道，这儿到底是谁在主持公诉？”贝尔纳普当即回答说：“依我看，是本县法官的共和党候选人吧？”这一下子就引起哄堂大笑。梅森简直按捺不住，就大声嚷叫：“法官阁下，我抗议！这是一种既违背道德，而又违法的意图，想把跟本案与毫不相干的政治问题搀和在一起。它非常狡猾、恶毒，企图使陪审团认为：好象我，作为本县法官的共和党候选人，就不可能大公无私地对本案提起公诉。我现在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而且要求马上赔礼道歉，不然我对本案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奥伯沃泽法官认为这是一起非常严重违背法庭礼仪的事件，便把贝尔纳普和梅森都召来，听了他们心平气和、彬彬有礼地解释了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最后裁定说：双方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再含沙射影地提到政治局势，违者则以蔑视法庭论处。
虽然如此，贝尔纳普和杰夫森还是相互庆贺，认为：这么一来，他们对梅森的竞选及其利用本案以便达到个人擢升目的这一推论，已在法庭和陪审团面前奏效了。
可是，接下来还是听不完的证人作证！
现在，格雷斯·玛尔走上了证人席，滔滔不绝地说她是怎样以及在哪里头一次遇见罗伯达的——那时她是一个多么纯洁、清白、虔诚的姑娘。但是，打从她在克拉姆湖上结识克莱德以后，她又如何大大地变了样。她开始变得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给新奇古怪的冒险编造各式各样子虚乌有的托词——不妨举例来说，她晚上常常出去，深夜才回来；她说是星期六、星期日到某某地方去，其实她压根儿没有去——到最后，由于她格雷斯·玛尔毫不客气地对她提出了批评，她突然一走了之，连个地址都没有留下。不过，说实话是有一个男人的，而这个男人就是克莱德·格里菲思。因为，在去年九、十月间，有一天傍晚，她尾随罗伯达到了她的住处，远远望见她跟克莱德在吉尔平家附近转悠。他们伫立在树底下，克莱德还紧紧搂住她哩。
随后，在杰夫森的提示下，贝尔纳普开始讯问格雷斯·玛尔，向她提出一些非常刁滑的问题，试图了解清楚：罗伯达到莱柯格斯以前是不是就象格雷斯·玛尔所说的那么虔诚、随俗。可是，面容憔悴而又气恼的格雷斯·玛尔小姐，却一个劲儿说，直到那天她在克拉姆湖上同克莱德邂逅时为止，就她所知，罗伯达一向是个诚实、纯洁的人。
接下来是牛顿夫妇也就此事宣誓作了证。
随后是吉尔平一家人。妻子、丈夫、女儿们，挨个儿对自己看到的，或是听到过的事宣誓作证。吉尔平太太讲到罗伯达迁居她家的大概日期，说她随身带着一只小箱子和一只手提包——就是跟泰特斯确认的小箱子、手提包一模一样。迁入以后，罗伯达好象感到非常孤单。她，吉尔平太太，觉得这个姑娘怪可怜的，后来就向她出过点子，好让她有机会出去应酬交际，但被罗伯达一概谢绝了。不过，后来，在十一月下旬（是的，她，吉尔平太太，从来不敢向这么一位可爱而又端庄的姑娘提问过这件事），她和她的两个女儿偶然发觉：在深夜十一点过后，罗伯达在她房间里还招待过什么人，至于此人到底是谁，吉尔平太太也就说不上来。在这节骨眼上，贝尔纳普又通过反复讯问，竭力想引出一些招认或是一些印象来，让人觉得好象罗伯达并不是正如所有见证人所说的那么一种无懈可击的清教徒——可他这一企图并没有成功。吉尔平太太和她的丈夫显然很喜欢罗伯达，只是在梅森和贝尔纳普先后的压力之下，他们作证时才说到了克莱德深夜来找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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