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到来了，查理先生非常殷勤地派人来取了画，安排好了所有的细节。他跟尤金一块儿决定，为了布局的雄浑和色泽的调和，黑镜框最好。准备张挂这些画的那间主要陈列室，是在底层，墙壁四面全密密地覆着红天鹅绒。衬着这个背景，各幅画都鲜明地显露出来。在张挂的时候，尤金跟安琪拉、斯迈特和麦克休，萧梅雅和别人全去看了看陈列室。他早就通知了瑙玛-惠特摩；至于米莉安-芬奇，直到惠勒有时间去告诉她之前，他都没有通知她。这又使她感到怨恨，因为对这件事，跟对他的结婚一样，她觉得他是故意怠慢她。
梦想终于实现了——一间四十英尺长十八英尺阔的房间，满覆着深红色的天鹅绒，由复光灯照射出一道柔和、闪亮的光线；在这里面，尤金画里的豪放气质和真实性完全显现出来了——几乎跟生活一样活泼旺盛。对于有些人，对于那些不能清楚、直接地看到生活，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才看到的人，他的画似乎更有力量。
因为这个缘故，尤金的画展对于大多数前去参观的人，都是一件惊奇的事。它涉及他们平时只随意瞥上一眼的生活片面。这些东西，由于普通、习见，所以都被认为是在艺术范围之外的。有一幅画尤其说明了这一点。它画的是一个高大、笨拙、丑陋的黑人，一个完全象动物的人，耳朵肥大、张开，嘴唇厚实，鼻子扁平，颧骨凸出，浑身都表现出蛮悍的力量和对污秽、寒冷的淡漠。他正站在一条普通、平凡的东区街道上。时间显然是一月或二月的一个清晨。他是赶垃圾车的，而这幅画所画的正是他举起一大桶杂乱的灰烬、废纸、垃圾走到那辆难看的铁车子面前的时候。他的手极大，戴着一副用皮补缀的红色毛线大手套——肮脏的、圆滚滚的、不方便的，人们会这么说。脑袋和耳朵用一条红法兰绒的围脖（或者不如说是一条布）裹着，在他那恶狠狠的下巴颏儿下边打了个结。前额、围脖等上面又罩有一顶褐色帆布便帽，有着垃圾车赶车的证章和号码。腰上系着一只装咖啡的大麻布袋；胳膊和腿显得仿佛穿着两三条裤子和两三件汗衫似的。他正懵然地朝着肮脏的街道望去，坚硬、干松的雪地上满是杂乱的铁罐、废纸、小片的污水和垃圾。灰尘——灰色的尘埃，从他翻倒过来的桶里飞扬起来。在他后面远远的，有一辆送牛奶的车子、几个行人、还有一个穿得单薄的小姑娘从一家熟菜铺里走出来；上面是模糊的小窗框的窗户，几扇百叶窗，有几条叶子折了，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在向外张望，显然是想看看天气到底冷不冷。
尤金在揭发生活方面这样冷酷。他似乎尖刻而毫不体恤地渲染出他的细节来。象个监视奴隶的人鞭打奴隶那样，他一点儿不放松他那泼辣的笔触下的色调。“这样、这样、这样，”（他似乎说）“就是这样。”“你认为这怎样？这怎样？这怎样？”
人们跑来，睁大眼睛观看。年轻的社交界妇女、艺术商、艺术评论家、对艺术感兴趣的文学家、几个音乐家，以及（因为报上特别提到这次展览）大批那种认为哪儿有什么可看的玩意儿就上哪儿去的人。这是一次很出色的两星期展览。米莉安-芬奇（虽然她从没有告诉尤金她去看过——她不愿意让他那样满意）、瑙玛-惠特摩、威廉-马克康奈尔、路易-第沙、欧文-奥凡曼、潘因忒-史东、文学艺术界的一般人士，全都来了。还有些尤金从没有见过的很有才具的艺术家。如果他碰巧看见本市的几个最有地位的社会领袖也来看他的画，他准会高兴得不得了。所有的观众都对他的雄浑强劲的笔调感到惊异，好奇地想知道他的个性，好奇地想知道这些画里有着什么样的动机、含意和观点。那些稍有修养、一无定见的人，注意着报纸，想看看艺术批评家对这次展览怎么说法——他们怎么评论它。因为作品强劲有力，凯尔涅商行的显赫和精明的鉴定，以及公众本能地、自发地大感兴趣这一点，所以大部分都是好评。一份和一家大出版社有关、并且代表那家出版社的保守倾向的艺术刊物，完全否认展览品有什么优点，挖苦说这个艺术家着重鄙俗的细节，仿佛认为它们有什么艺术价值似的。它否认他能够精确地绘画，否认他是个纯美的爱好者，并且指控他没有较高的理想，只想冷酷地画出冷酷的事物，来震惊一下当代的群众。
“威特拉先生，”这个批评家说，“倘若被人称作美国的米勒①的话，无疑会感到很得意。这样鄙陋地夸张这个艺术家的艺术，大概会证明给他看他自己的优点。他错了。那位伟大的法国人是个热爱人类的人，精神上是个改革家，又是个绘画布局的名手。他一点儿没有这种庸俗的欲望，想用他画的作品来震惊和激怒人们。如果硬逼着我们把垃圾桶、火车头和累得不能动的公共马车的马匹当作艺术品的话，那请老天爷保佑我们吧。我们最好立刻转向平凡的照相术就成了。破旧的百叶窗，肮脏的人行道，冻得有点儿发僵的垃圾车赶车的，夸张的、过分着意绘出的警察，公寓里的丑婆子，穷人，乞丐，挂着广告牌溜街的——在尤金-威特拉看来，这就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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