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处在尤金这种地位的人——他那会儿三十一岁了，除去在扩大他的艺术见识和能力方面取得的那一点儿学问外，什么别的训练都没有接受过——想找一件什么别的可做的工作，是很困难的。他精神上的不自在当然是第一个大障碍。这使他显得神经质而沮丧，因此对于想找一个体格健全的人的雇主，他多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次，他的神气和态度已经成为一个道地的艺术家——文雅的、不好交际的、不可捉摸的。有时候，他还有一种过分冷淡的神气，尤其当着那帮他认为平凡的人，或是那帮在神色和态度上似乎想爬到他头上去的人。最后，他想不出自己当真想做什么事——他的艺术能力会恢复的；在这个难关里，它应当来支持他一下，这个见解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他一度想到自己或许可以做一个美术主任；他深信他会是一个很好的美术主任。另一次，他想到写作，但那也是许久以前的事了。从替芝加哥报纸特刊写过文章后，他就从来没有写过什么，而几次想集中思想在这方面进行的努力，也很快地向他证实了一点：他这会儿对于写作也是不成的。他很难写成一封入情入理、思想贯串的信给安琪拉。他也回想到早先在芝加哥的日子，想起自己做过收帐员和洗衣店的送货车夫，他决定也许可以再做点儿那样的事。他认为自己可以去找一个电车售票员或是绸缎店店员的位置。在规定时间里必需按规律办事，这是合他的脾胃的，他认为这有治疗的作用。他应该怎样去找一个这样的工作呢？
如果他精神上不是这么紊乱，这不可能成为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体力上，他很活泼，能够担任一个普通的职务。他原来可以坦白、直率地向查理先生或是艾撒克-魏尔泰姆提出要求，凭他们的势力找个可以渡过难关的差事，但是他本来就很敏感，而他目前的虚弱使他更胆怯、更怕羞。当他想到去做什么绘画以外的事情时，他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避开人们的目光。具有他的仪表、名誉、鉴赏力和文雅的气度，怎么能去跟售票员、绸缎店店员、铁路工人和车夫们哥儿弟兄地打交道呢？这办不到——他没有那种勇气。况且那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至少他认为是过去的了。在做美术学校学生的日子里，他就把那扔到了后边。现在得跑出去，找个工作！他怎么可以呢？他在街上走了好几天，回到房间里来试试是否碰巧还可以画画，同时写出杂乱的、感情用事的长信给安琪拉。这真可怜。在一阵忧郁的时候，他就随便拿出一幅画去卖掉，有时候拿着画走上好几英里路，得个十块到十五块钱就脱手。唯一的安慰就是散步，因为在走着的时候，他不会觉得非常难受。大自然的美，人们的活跃，使他消愁解闷。他常在一天晚上回到房间里来，觉得自己仿佛大有改进，仿佛他现在就要好起来了，但是这并不能继续上多久。一会儿工夫，他就又回到以前的心情上去了。他这样过了三个月，漂泊不定，然后才看出来自己必须做点儿事——秋、冬两季不久就又要到来了；他就会一点儿起色也没有。
走投无路之中，他首先想到的是找个美术主任的职位做做，但是跟杂志发行人谈过两、三次以后，他很快就看出来，这种性质的位置不会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人的。它需要学习上一段时期，就象一切别的工作那样，而那些在别处担任过这种工作的人又有优先权。他的姓名和外表似乎并不叫这些大人先生们觉得怎么熟悉和了不起。他们听说过他是个插画家和油画家，但是他目前的神气显示出来，他在寻找的是个神经衰弱的避难所，而不是个忙碌的、积极的工作，因此他们都不要他。接下来，他试了三家大出版社，可是他们并不需要这样的人。老实说，他对这种职位的详细情形和责任也知道得很少，虽然他自以为很知道。随后，没有别的地方了，只有绸缎店、电车公司人员登记处、大铁路公司和大工厂的人事室。他望着炼糖厂、烟草工厂、快递公司、铁路货运处，不知道在这些机构中，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周薪十块钱的位置。如果他能找到这么一个位置，而现在陈列在哲科-伯格曼、亨利-拉鲁和波特尔-佛内累斯那儿的随便哪一幅画又卖掉了的话，他就可以混下去了。仗着这个，他或许甚至可以跟安琪拉一块儿生活，如果他还可以偶尔卖掉一张画，得到十块或十五块钱的话。可是他一星期单为饭食和房租就得付七块钱。他原来的积蓄在付出了初到纽约这儿的一切费用之后，还剩下一百块钱。这一百块钱，他勉勉强强地设法捏紧了用。他不敢这样出脱掉他的全部绘画，惟恐过些时自己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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