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您想她能活下去吗？”他焦急地问这个有名的大夫。后者显出很严肃的样子。
“我不敢讲。我不敢讲。她的体力不太理想。心脏和肾脏恰巧也不很好。不过这是唯一的机会。我们不得不这样。我很难受。还好我们救了孩子。护士会给她最好的照顾的。”
他走出去，到现实世界中去，象一个工人下班那样。我们大家都可以那样。尤金走到安琪拉旁边站住。这是多年不信任的结果，他想起来万分难受。他对自己，对生活，对生活的纷繁奇怪感到惭愧。她个子这么小、这么苍白、这么虚弱。是的，是他做出来的。由于他的欺骗，他的不可靠，他的游移不定的性情，她才落到这步田地的。从某一个角度看来，简直就是暗杀，而直到最后这一小时，他几乎都没有软化。不过生活也教训了他。现在，现在——哦，真该死！但愿她会好起来，他一定尽力朝好的方面做。是的，他会的。这句话从他心里发出来似乎很可笑，但是他真要尽力。爱情是抵不上它所引起的痛苦的。算了吧。算了吧。他活得下去的。真象亚勒弗烈-拉塞尔-华莱士所指出来的那样，有阶级组织和权柄。的确有个上帝。他在他的宝座上。这些强大、神秘、不变的力量不是没有用意的。只要她不死，他一定尽力规规矩矩。一定！一定！
他呆呆地望着她。她样子这么虚弱，这么苍白，他认为她不会好了。
“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尤金？”玛特尔已经来了一会儿，现在站在他身边说。“我们在这儿也没有什么事可做。护士说她也许要隔好几小时才会醒过来。孩子交给他们照顾是没有问题的。”
孩子！孩子！他忘了孩子，也忘了玛特尔。他在想着他一生的漫长、黑暗的悲剧——它的乌烟瘴气。
“好，”他疲乏地说。这时已经快天亮了。他走出去，坐上一辆出租汽车，上他姐姐家去，可是他尽管疲倦，却简直不能入睡。他象发烧似的在床上翻来复去。
第二天，他一早就起来，急着要去看看安琪拉——还有他的孩子
除了心脏衰弱以外，安琪拉在分娩的时候又患了一种所谓子痫的特殊神经性的抽搐或是痉挛。这使病情更为复杂。在每五百个病例中，有一个是这种情形（至少这是当时的统计），能减少婴儿的数目。在每两个这种结局中，有一个母亲就会因此丧命，不管最有本领的外科大夫怎样预作防范。这病虽然不是起于肾脏的某种变化，却可以由肾脏的变化而诊断出来。尤金在过道里时没有看见，安琪拉当时睁大眼睛，嘴歪在一边，做出一个可怕的怪脸，身体象小船一样弯着，弯着胳膊，手指缓缓地重叠起来，前后伸缩，象一个机器人要停下时那样。接下来就是昏睡和失去知觉。除非小孩即刻生下来，子宫空了，否则母亲和小孩都会惨死。事实上，安琪拉没有真正挣扎的力量再恢复过来。一个基督教精神治疗法的专家试着替她“实现她与善的合一”，可是她以前也没有相信，现在又没有知觉。她清醒了一会儿，大吐了一阵，然后又发起烧来。在狂热中，她讲到尤金。显然，她是在黑森林，要他回到她那儿去。他握住她的手，流着眼泪，因为他知道这个心病是永远无法补偿的。他过去多么坏！他咬着嘴唇，瞪眼朝窗外望去。
有一次他说：“哦，我太不好了！我应该死掉！”
那一天过去了，又过了大半夜。安琪拉一直不省人事。早上两点钟，她醒过来要看看小孩。护士把孩子抱来，放在她的旁边。尤金握住她的手。她淌下快乐的眼泪，可是那么无力、无声。尤金也流着眼泪。
“是个女孩，是吗？”她问。
“是的，”尤金说，然后停了一会儿，又说，“安琪拉，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很对不住你。我真惭愧。我希望你好起来。我会变好的。我真的会。”同时，他又在怀疑，几乎是下意识地怀疑，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变好。要是她真的好起来，他会不会还那样——或者更坏呢？
她抚摸着他的手。“别哭，”她说，“我会好的。我没有问题。咱们都会变好的。我也一样有错误。我对你太苛刻了。”她抚摸着他的手指，可是他只是哽咽着。他的声带有点儿发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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