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面前他看见两条路，都是笔直的，确实他见到的是两条路，这使他惊惶失措，因为他生平只认得一条直路。使他万分痛苦的是这两条路方向相反。两条直路中的一条排斥另一条，究竟哪一条是正确的呢？
他的处境真是无法形容。
被一个坏人所救，借了这笔债又还了他，这违反自己的意愿，和一个惯犯平起平坐，还帮他忙，以此报答他帮自己的忙；让别人对自己说“走吧”，自己又对他说“你自由了”；为了个人的原因而不顾职责，这一普遍的义务，但又感到在这些个人的因素中也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可能还要高一等；背叛社会为了忠于良心；这些妄诞的事他居然都做了，而且还压在他的心头，把他吓呆了。
有件事使他惊愕，就是冉阿让饶恕了他。还有另一件事把他吓得发呆，就是他沙威也饶恕了冉阿让。
他究竟怎么啦？他在寻找自己而找不到。
现在怎么办？交出冉阿让，这是不应该的；让冉阿让恢复自由，也不对。第一种情况，是执行权威的人比苦役犯还卑贱；第二种情况是囚犯升高到法律之上，并将法律踩在脚下。这两种情况对他沙威来说都是有损荣誉的。所有能采取的办法都是犯罪的。在不可能之前命运也有它的悬崖峭壁。越过这些峭壁，生命就只是一个无底深渊了。沙威就处在这样一种绝境里。
他的焦虑之一就是被迫思索，这种强烈的矛盾的感情迫使他思索。思考对他是不习惯的，因而他也特别感到苦恼。
思想里总会有些内心的叛变，由于有了这些内心的叛变，他又感到非常愤懑。
思考，在他狭隘的公职之外的不论何种论题以及在任何场合下的思考，对他来说都是无益和疲劳的。对刚过去的这一天进行思考是一种折磨。在这样的冲击之后，还应当观察自己的内心，使自己了解自己。
他刚才做的事使他战栗，他，沙威，违反一切警章，违反一切社会和司法制度，违反所有的法规，认为释放一个人是对的，这样做使他自己满意，他不办公事而办自己的私事，这不是坏得无法形容吗？每当他正视他所做的这件不知怎样称呼的事时，他浑身发抖。决定做什么呢？他只有一个办法：立刻回到武人街，把冉阿让监禁起来。明摆着这是他该做的事。但是他不能这样做。
有件东西堵着他这方面的路。
有件东西？怎么？难道世上除了审判厅、执行判决、警署和权威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吗？沙威因而烦闷苦恼。
一个神圣的苦役犯！一个不受法律制裁的劳改犯，而这是沙威造成的。
沙威和冉阿让，一个是严惩者，一个是忍受者，两人都受着法律的管制，而现在两人竟都高居在法律之上，这难道不可怕吗？
怎么？难道发生了如此荒谬绝伦的事后竟无人受到惩罚！比整个社会秩序更强大的冉阿让自由了，而他沙威，继续吃着政府的面包！
他的沉思越来越可怕了。
在他的沉思中，他本来也可以责备自己在把那个暴动者带到受难修女街去的这件事上是失了职，但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大错遮住了小错。此外，这个暴动者肯定已死，在法律上死者是不被追究的。
冉阿让，这才是他精神上的负担。
冉阿让使他困惑。他一生中依据的所有原则在这个人的面前都无法存在。冉阿让对他沙威的宽宏大量使他感到压抑。他回想起了另外一些事，过去他以为是谎言的，现在看来是真实的了。马德兰先生在冉阿让后面出现，这两个人的面目重叠起来，变成一个人，一个可敬的人。沙威感到一种可怕的东西侵入了他的心，那就是他对一个苦役犯感到钦佩。去尊敬一个劳改犯，这可能吗？他因而发抖，但又无法摆脱。经过无效的挣扎，他在内心深处只得承认这个卑贱者的崇高品质。这真令人厌恶。
一个行善的坏人，一个有着同情心的苦役犯，温和，乐于助人，仁慈，以德报怨，对仇恨加以宽恕，以怜悯来替代复仇，宁可毁灭自己而不断送敌人，救出打击过他的人，尊崇高尚的道德，凡人和天使他更接近天使！沙威被迫承认这个怪物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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