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她对冬妮不幸的遭遇的唯一表示。然而另一方面，冬妮却找到永格曼小姐这样一位注意的倾听者。永格曼小姐已经三十五岁了，她现在很有资格吹嘘自己说，她的头发是在上流人家中当差而变灰白的。“这没有什么，小冬妮，我的孩子，”她说，“你还年轻，你还可以再结一次婚。”此外她把全部力量用在教育小伊瑞卡上，她对这件工作非常尽心，她给她说十五年前参议的孩子听过的那些轶闻故事：特别喜欢说马利安卫德的一个叔父的事，这个人是因为“伤心”害呃逆症死的。
参议先生是冬妮最喜欢的谈话对象，而且冬妮和他谈话的次数也最多，有时是在午饭后，有时是在清晨第一次早餐桌上。她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远非旧日可比。在这以前，她对于父亲的特殊地位，对他的虔诚、一丝不苟的严格的才能和勤奋，敬畏之心要多于父女之情；可是那次在她家客厅里的谈话中他却向她展露了人性的一面，他跟她作了这样一次严肃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他把最后抉择的权力交到她的手里，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出现错误的人，居然带着几分谦卑向她承认，自己有些愧对她，凡此种种，都令冬妮感动不已。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她自己从来不会想到父亲有愧对她的事；然而他既然这样说了，她也就这样相信了，而她对他的感情也因此更加温暖、更加温柔了。讲到参议自己，他依然保持初衷，他相信自己应该加倍爱护他的女儿以补偿命运对她的不仁。
对于格仑利希先生，参议并没有采取报复措施。冬妮和冬妮的母亲固然从几次谈话中已经知道，格仑利希先生为了弄到八万马克用了什么不诚实的手段，然而参议却非常谨慎，认为如果这件事张扬出去，会对自己更不利。他觉得自己做为一个商人的光荣已经受了严重的损伤，他上了这样一个大当，对他实在是不可原谅，然而他却只愿闷声不响地独自和这耻辱搏斗。
虽然如此，格仑利希先生的破产宣布后……顺便说一声，汉堡的不少商号都因此受到不小的损失……参议立刻坚决地办理起离婚手续来。因为在这件离婚案里，冬妮认为自己扮演了一个真正讼案里的中心人物，对自己的光荣显耀感到骄傲。
“父亲，”她说；在这种谈话的时候她从来不叫参议“爸爸”。“父亲，我们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条律非常清楚，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凡丈夫无力赡养家庭……’他们一定能看到这一点。如果有儿子，将由格仑利希留养……”
又有一次她说：“父亲，其实我们结婚这几年的疑点很多。那几年我非常想住在城里，可是这个人却坚决反对，哼，原来是因为这个！他一直不高兴我进城交际，拜访客人，原来也是为了这个！在城里要比在爱姆斯比脱危险更大，住在城里他的真情实况就可能被我探听出来……他是一个老手！”
“我们不应该下这个断语，孩子，”参议回答说。
最后在离婚判决了以后，她又一本正经地说：“父亲，我想您应把这件事记录在家庭记录本上。还没有吗？噢，那么让我来写吧……请您把书桌的钥匙给我。”
于是她在四年前亲笔写的几行字后面骄傲地、用心地添写上：“这次婚姻于一八五○年二月经过法律程序宣布解除。”
她思索了一阵儿，又对参议先生说：“父亲，我很了解，这件事在我们家庭史上是一个污点。
我已经想了很多。这种情形就如同这本书上有了一块墨水斑迹一样。可是您放心吧……我知道怎样把这个污点擦干净。我还年轻……您不认为我还相当漂亮么？虽然施笃特太太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曾经对我说：‘哎呀，老天，您真见老了，格仑利希太太！’可是您知道，我在这件事上吸取了很多教训……日月催人老……总而言之，我还会结婚的！您看着吧，再寻一门好亲事会把一切抵补过来。您说是吗？”
“这都握在上帝的手里，孩子。现在讨论这件事还不是时候。”
从这一时期起冬妮常常喜欢说“生活就是这样……”这句话，说到“生活”这个词的时候，她总是把眼睛一瞪，作一个既美丽又严肃的眼神，仿佛在告诉人们：她把人的生活和命运看得多么透啊……在这一年的八月里托马斯从帕乌回来了。餐厅里饭桌的席位比以前增多了，冬妮非常高兴可以和哥哥讨论此事了。她爱她这位哥哥，也很尊敬他，当初在从特拉夫门德回家的路上他就了解过她的痛苦，同情过她，另外冬妮也全心把他看作是未来的公司经理和一家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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