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代目光闪耀，散发出一种包含着憎恨和嫉妒的沉重的光。
“话就姑且说到这里吧，时间不早啦。”我说，想站起身来。
“请等一下。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哩。”
“不，我看我听得已经够多了。”
“姐姐自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还没有听姐夫说过哩。”
她那固执的语气，使我感到咄咄逼人，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压迫感。
“没有什么可说的。自杀的动机嘛，是流产导致的神经衰弱。除此之外，我没有掌握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
“那我倒要问：姐姐自杀被发现的那天，姐夫是大概几点钟离开京都，几点钟回到家里的？”
我不胜厌烦地反复看着佳代的眼睛。
关于这点情况，来验尸的官员也向我提问过。
那天我从京都出发，是乘14点44分开的“光310号”。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年轻讲师和我同座，我和他在东京车站分手。到达东京，是17点35分。我乘了地铁，在环形内线的新高圆寺站下车。从那里到我家的距离，大约步行十四五分钟。
我在家门外站住时，注意到里边没有开灯。我想，她大概出门买东西去了，就掏出随身带着的钥匙开了门。我和美佐江，谁都是随身带着钥匙的。
进入起居间，便发现了尸体。不过还有一点体温。
附近有一位态度和蔼的医生。我抱着一线希望，用颤抖的手给他拨了电话。
可是，赶来的那位医生的意见，说死了大概已经两小时了。按照他的指示，我同所辖的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又给佳代的公寓挂了电话。
这就是我发现美佐江自杀当夜的情况。
官员提出问题，是在这一点上：我究竟什么时候到达东京，而且我回到家里，从发现尸体到叫医生，时间是否稍多了一些。
胡思乱想。这样的事会造成问题？岂不怪哉。例如，官员和我之间，还进行过下列的问答：
“您乘坐‘光310号’，没有记错吗？”
“您说到达东京是17点35分？”
“是的。
“您乘了地铁，在新高圆寺站下车，步行到家花了十四五分钟。于是，实际上，您和医生联系是在8点30分过后，这有证词可查。就是说，您的行动有一小时以上的空白。这期间，您在干什么？”
“我不是马上去乘地铁的。我开头想乘车回家，去找了出租汽车。可是，找来找去没找到，白白浪费了二三十分钟。”
“果然如此吗？因此……”
“因此断了乘车的念头，我这才考虑改乘地铁。恰好是傍晚，肚子也饿了。我想，索性吃了晚饭回家，就在车站附近找饭馆。”
“在哪一家饭馆吃饭？”
“结果，我哪一家饭馆都没过去。京都旅馆里的伙食，油腻太多，所以我在兜来兜去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心想还是吃点家常便饭吧，就决定快点回家，赶到了地铁站。为此，我想大概耽搁了一个多钟头。”
对方反复提出的，都是这类俗不可耐的问题。
如果说要成问题的，倒还在于美佐江吞服安眠药是不是在这个时刻。
当时，我在京都市内一家酒吧。同去的有几个人。第一，我对神起誓，我同美佐江的自杀毫无关系。我什么也不知道。此时此地，我觉察到，佳代在问我何时回到东京时的气势，简直是近乎敌意的挑衅。
“佳代，”我说，“我知道你的问题包含了什么意思。关于我的行动，那天已对警察作了详细的说明，他们也是理解的。这些，你在旁边不是都听见了吗？”
“不过，我并没有理解。”
“什么地方没有理解？”
“那就是：姐夫极端讨厌出租汽车，平时出门都乘地铁或公共汽车，为什么偏偏在那一天想到要找出租汽车呢？”
“……”
“再有，凡是你出差回来的日子，姐姐都是做好特别的饭菜等你的，简直像家风一样，这已经成了你们结婚以来的习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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