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麻将馆接柴田的位子打了一会儿。因为我没有做什么错事，所以我很镇定，我的朋友可以作证。我妻子说我那天夜里睡得很熟，我毕竟问心无愧。这就是发生在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
“再说说我伪供的事。一开始我就告诉警方，我没有谋杀山岸。他们不信，说他们已经有了全部证据。照他们所说，被盗的银箱已经在一个池塘里找到，数字锁被砸坏了。他们在银箱里找到十七张被水浸湿的债据，包括我的，我共欠七百五十万日元。天哪！他们说对照了山岸的账本，有一个人的名字与我名字相似，他的借据不见了。说我偷了银箱后要拿出我的借据时，由于月光暗淡，我看不清楚，拿错了。
“另一个警探走进来，很得意地说，在案发那天夜里大约9点5分时，中村从家里浴室窗口，看到我急急忙忙朝山岸家的方向走去。他咧嘴笑我当时没有注意到中村在看着我，如今要否认已太晚了。现在他们有了看到我在现场附近的人证，有那只银箱作物证，又有我说过要杀死山岸的明显动机，这可是铁证如山，无可动摇。天啊！他们接着说，由于同情我，如果我招供，他们可以请公诉人同意释放我，从此结案。他们如此说，我当然愿意尽早回到家里做生意。我只好说，好吧！我承认是凶手。他们高兴得什么似的，点香烟给我抽，到附近饭馆买饭菜给我吃。他们要我画一张山岸家的平面图，我画了。根据他们的指示，我开始写供词。
“写着写着，问题来了。第一，我不知道该说我用什么当凶器。有个警探像猫头鹰似的看着我，拉开脸说会不会是烧炉灶用的东西。我说对了，我用一块煤砸死山岸。这警探骂我笨蛋，说是从山上森林里面砍来的。他比划了长度。我说，噢！是木柴。他说这就对了，问我藏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呢？就说藏在厨房的角落里。他气得叫喊着骂我，说是在下雨天雨水一滴一滴漏下来的地方。我问是屋檐吧？他叫道：‘对了！’
“警探把我带到山岸房子的后面，问我拿哪一根木柴当凶器的。我根本没有杀过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有个警探从柴堆顶部第二层拿了一根长木柴，问我是不是这一根。我心想他已经认定了，我不承认也不行，就说是的。这就是被当作我进行谋杀的所谓物证。于是我问为什么这根木柴上没有头发和血迹。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山岸是秃顶，伤口往外流血很少。我问为什么没有我的指纹。他说木柴表面很粗糙，找不到指纹。
“他们接着问我怎么进屋谋杀山岸的。我根本没进屋子去，只好胡编说山岸听说我带了有两百万日元现钞，邀我到他房里去，我从他背后用这根木柴野蛮地猛击他的脑壳。警探们认为这不可能，于是说了他们的看法：既然我是客人，山岸会拿两只坐垫来用。两人坐下后，我说要还两百万日元，山岸急忙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拿空白收据。这是他们为了证明我从背后打中山岸的头。他们还添油加醋，说我把两块坐垫放回原处，以造成凶手不是来客的假象。我也只好承认了。
“跟着，他们问我打了山岸几下。我说一下。他们说打一下不至于把山岸打死，喝问我到底打几下。我说六七下。但这又太多了，因为真打这么多下，山岸头部不会出那么少血。有一个警探说据他猜测是三下，并自言自语似的说打三下的伤口就会符合验尸官报告里所说的了。哄小孩似的问我是三下吗？我只好承认。
“接着谈到银箱问题。什么砸开银箱、拿错了债据等等，都是警探们要我承认的。他们问我把银箱丢进哪个池塘。我说左面的一个。他们要我再想想。反正一共只有两个池塘，一左一右，我就说右面一个。再者，如果银箱上有真凶的指纹，我可就清白了；可是警探们说银箱上的指纹已被池塘里的泥巴涂掉了，还说我是为了涂掉我自己的指纹而故意把银箱丢到池塘里去的。
“他们把我移交给拘留所，警告我不得翻供，否则将把我带回警察局重新开始讯问。后来我发现如果我照他们所说的招供，就能被释放回家等等，全是谎话，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真相。”
原岛比较了上木的供词和翻供，两者的语气都很自然；但是，现在的警察局是有逼供和诱供的事，因此，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原岛倾向于相信上木第二份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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