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自己也知道她变了，似乎有谁在她熟睡时悄悄把一种苦而辣的药水滴进了她的眼睛，于是她现在睁眼看世界也充满了痛苦和邪恶；自从她以恶狠狠的敌视眼光看一切，一切就都是丑恶、狠毒、满怀敌意的了。她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在一肚子气恼中开始的。早上一觉醒来，睁眼就看见顶楼那歪歪斜斜、被熏得黑漆漆的屋梁。这间斗室里所有的东西，旧床、粗劣的被子、荆条椅、盥洗台、上面那只有裂缝的水罐、一碰就破的糊墙纸、吱吱乱响的地板，所有这一切都使她感到憎恶，她恨不得紧闭双眼，重新回到睡梦里的黑暗中去。但是闹钟不允许她这样做，嘟嘟声猛烈地冲击着她的耳鼓。她气呼呼地起床，气呼呼地穿上衣服：穿上那陈旧的内衣和讨厌的黑色连衣裙。她发觉袖子底下有一处破了，可她并不动气。她不去取针线来缝补，补它干吗，补上给谁看呢？对于这儿的这些乡巴佬，怎么说自己也是穿得够好的了。快，快离开这间可恶的小阁楼，上班去吧。
可是上班也和以前不同了。以往那间冷漠、安静、时光在那里像老牛破车一般缓缓流逝的邮务室，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每当她用钥匙打开门，走进那似乎在虎视眈眈等着吞噬她的可怕的死寂的房间时，她总是不得不联想到一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那影片名叫《无期徒刑》，其中两个横眉立目的大胡子警察和一个狱卒把囚犯——一个孱弱的、吓得浑身发抖的男孩——带进了空空荡荡、阴森可怖的铁窗牢房。当看到这里时，她同所有观众一样感到不寒而栗。现在她又一次感到这种恐怖，她自己不正好又是狱卒又是囚犯吗！于是她每一次发现这里也有铁窗栅栏，第一次感到公务房那光溜溜的粉刷白墙同牢房没有两样。这里的一切物件都获得了新的含义：她一遍又一遍地看她坐过的椅子，一遍又一遍地看她堆放文书的墨渍斑斑的桌子，一遍又一遍地看每天上班前掀起的那块玻璃。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她第一次发现，那钟原来并没有往前走，而是不断转圈子，从十二点走到一点，从一点走到两点，一直走下去，又走到十二点，然后再从一点到两点，继续走下去又回到十二点，永远是一条路线，永远不会多迈出一步，为公务不断重新上紧发条，永远得不到自由，永远被囚禁在这个四四方方的棕色外壳中。当克丽丝蒂娜早晨八点钟在这里坐下来时，她已是感觉很疲乏了——她疲倦，并不是做完了什么事，办成了什么事，有什么辛劳，而是对即将来临的一切事先预感到疲倦：那些永无变化的同样的脸孔、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钞票。开始上班后一刻钟，那个头发虽已灰白、然而老是乐呵呵的信差安德列亚斯-辛特费尔纳准把信件拿来给她分拣。以前，她总是机械地完成这件工作，现在呢，她往往要盯着信件和风景片看上一阵子，特别是寄往居特斯海姆伯爵夫人府邸的。这位伯爵夫人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许配给一位意大利男爵，另外两位伯爵小姐尚未婚配，经常在国外旅游。最新的明信片寄自索伦托，蓝色的海，飞龙似的港湾深深插入陆地，明信片落款处写着通讯地址：罗马饭店。克丽丝蒂娜立即设想罗马饭店是什么样子，并在明信片上寻找。伯爵小姐在她住的房间处划了一个标记，那饭店坐落在一片园林中，宽敞的阳台闪耀着白光，掩映在周围葱绿的橙树丛中。她情不自禁地想，到晚上，从蔚蓝的大海吹起凉爽的风，夹杂着海滨岩石上白天太阳晒过的暖气，那时在海边漫步，会是什么滋味，在海边双双……
但是信件必须马上分拣，于是她不断地分呀，分呀。嗯，一封巴黎来信，一看就知道这是某某的女儿写来的，这位千金在群众中已是声名狼藉了。她曾同一个做煤油生意的犹太富商有过暧昧关系，后来在什么地方当了舞女，也许比舞女还要糟糕，现在据说又和另一个男人勾搭上了；的确，信是从莫里斯饭店寄出的，用的是非常高级的信纸，克丽丝蒂娜生气地把这封信扔在一边，下面该发印刷品了，给居特斯海姆伯爵夫人的几本杂志她留下来。这是《女士》、《摩登世界》等几种图片丰富的时装杂志——下午送邮件时再给伯爵夫人送去也不迟。等到办公室里静下来，她就从封套中取出这几本杂志来翻看。她仔细观看各式服装、电影演员和贵族男女的照片、修葺一新的英国贵族的乡间别墅、著名艺术家的各色各样的小轿车。看着这些图片，她似乎感到一阵浓郁的香水味直钻鼻孔，她想起了那里所有的人，她兴冲冲地细看那些身穿晚礼服的女人，又几乎是满怀激情看那些男人，看他们一张张线条细腻、雍容华贵、焕发着智慧光彩的脸庞，看着看着她的手指禁不住颤抖起来；她把杂志搁到一旁去，但一会儿就又拿起来翻，就这样放下了又拿起来，拿起来又放下，面对着这个她既感遥远又觉亲近的世界，好奇和仇恨、高兴和妒忌的感情揉合、混杂在一起，时而这种感情占上风，时而那种感情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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