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国庆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十一月十二日被定为奥地国庆节。
他们用谎话欺骗、麻醉自己，但在内心深处却并未受骗，两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局面是非常成问题的：他们很希望能不受打扰地两人独处，却偏偏非坐在一个嘈杂的地方、挤在人堆里不可；他们在全身心地渴求了解真情、渴望进一步交心，却偏偏不得不低声向对方尽讲些假话。
“下星期日一定是好天气了，”她说，“雨总不至于老样下吧。”
轮到他了。“对，”他说，“一定会是好天。”可是，说完这话两人仍然打不起精神，仍然高兴不起来；他们知道，冬天，这个无家可归者的敌人就要到了，他们也清楚，他们的情况是不会好起来的。
他们过了这个星期日盼下一个，等待着，希望哪一天出现奇迹，然而什么奇迹也没有。只有他们两个并肩走路、一起吃饭、一起谈话，而这样的聚会逐渐从欢乐变成了痛苦。有几次他们甚至吵起嘴来，但心里明白并非谁生谁的气，而是都在为陷入的荒唐处境感到恼火，所以事后各自都为向对方发火感到羞愧；整整一星期他们都在盼着这个共同的日子，但是每到星期日晚上他们总觉得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某种虚伪、荒唐的东西。贫穷几乎完全窒息了他们的情感的迸发，他们既默默忍受着两人一起度过的时刻，又觉得这样呆在一起无法忍受下去。
十一月里一个寒气袭人的日子，中午时分，晦暗的阳光从办公室那没有好好擦拭过的玻璃窗照进来，克丽丝蒂娜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算账。自从她每星期日都去维也纳以来，她挣的这点工资是相当紧了；买车票、上咖啡馆、乘电车、吃午饭，还有一些零星花销，加在一起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她的雨伞在一次上车时挤破了，一只手套丢了，还有（女人总得像个女人样呀），为同男友相会，她置了一些小件，买了一件新衬衣、一双式样比较讲究的皮鞋。结算下来，有一笔小小的亏损，并不多，总共才十二先令，用她从瑞士带回的法郎的节余，弥补这点小小的亏损是绰绰有余的，但不论多么宽裕，她自问，如果长此以往，每星期不间断地进城，又不预支、不借债，这能维持多久呢？而一想到预支和借债，她家三代相传的市民自尊心又使她本能地望而却步。她坐在那里苦苦思索：究竟该怎么办？两天前他们刚约会过，那又是一个可怕的风雨交加的日子，他们整天呆在咖啡馆，站在屋檐下，甚至躲到教堂里去。当晚她穿着一身湿淋淋、皱巴巴的衣服回到家里——同时带回无限的倦意和惆怅。那天费迪南出奇的心神不宁，一定是在工地遇到了什么恼火的事或者出了什么别的事情，他对她整天没好脸色，有时简直有些粗暴。有几回他半小时才说一句话，两人好像仇人似的，默不作声地并排走着。她努力寻思是什么事使他情绪这样糟。他是不是还在暗中生气，因为她始终不能战胜自己的情感、忘掉那次的恐怖和惊惶，再次同他去一个类似的可怕的旅馆？或者只是坏天气，这有这令人绝望的、漫无目的的从一个馆子到另一个馆子的乱窜使他心烦？这种丧魂失魄似的、无家可归的四处游荡，使他们的约会毫无意思、毫无乐趣，简直要使人神经失常。她觉得他们两人间有某种东西在逐渐泯灭：不是他们的友谊，不是他们的情谊，然而的确有一种力量几乎同时在他们身上减弱：他们再也鼓不起劲用虚无缥缈的希望去哄骗对方。起初他们还曾经妄想这样做可以给对方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可以使对方相信，他们能找到一条出路，走出贫穷这条死胡同。现在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了。冬天已逐渐临近，它好像裹着一件湿漉漉的外衣，好像一个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近了。
她不知道还能从哪里获得一线希望。这张书桌左边抽屉里放着一张信笺，上面打印着一封短信，这是昨天从维也纳邮政管理局收到的回话：“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呈文悉，兹回复如下：局方深感遗憾，只得告知，关于申请调至维也纳局一事，目前尚无法解决，因据第一七九四号邮政部法令，维也纳市辖局、所并无增员计划，现在亦无空缺。此复。”
她预料到的也正是这个结果，也许叔父关心过这事，也许他忘了，总之他是惟一可以帮得上忙的人。除他之外她再找不到别人了。没法子，在这里呆下去吧，一年、五年，也许呆上一辈子；唉，整个世界都没意思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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