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待在韦斯卡前线,但我们被安排在更靠右边的阵地,在几周前我们曾经攻占下来的法西斯据点的对面。我们现在作为teniente*——我猜想,相当于英国军队中的二等陆军上尉-带领着一支30人左右的小分队,其中既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我的名字被呈报上去,申请正规任命,但我无法确定能否得到批准。以前,民兵军官通常拒绝接受正规任命,因为那意味着将有额外的支出,与民兵的平均主义思想相冲突,但现在他们也不得不接受了。公文上已经宣布,本杰明晋升陆军上尉,柯普将要被任命为陆军少校。政府需要民兵作战,必须依靠民兵军官,但并没给他们比少校更高的军衔,这大概主要是为了把军事大权留给正规军的指挥官和从军校刚毕业的军官。结果是,在我们师,毫无疑问在其他师也一样,军官们全部处在荒唐的临时位置上,无论师长、旅长或军长大家都是少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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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副官,中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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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倒没发生太多的事。杰卡要道附近的战役渐趋缓和,直到六月中旬才重新趋向激烈。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主要的困扰是狙击手。法西斯战壕虽然距离我们150多码远,但他们的地势更高,并且分散在我们的两边。我们的阵地呈现为一种直角形状。直角顶端的突出部位是个危险的地方,据守那儿的狙击手经常伤亡惨重。法西斯分子不时地运来枪榴弹或类似的武器居高临下袭击我们。炮弹会发出沉重的爆炸声,这声音让人焦躁不安,因为你无法及时觉察炮弹正在飞来并立即躲避,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危险。炮弹在地上炸出的弹坑与洗脸盆差不多大。白天酷热难耐,夜晚虽然比较凉爽,可蚊子却闹得人心烦。我们从巴塞罗那带来的干净衣服,很快就长满了虱子。荒芜的果园无人看管,树上的樱桃正在变白。连续两天的骤雨漫进掩体,胸墙也下沉了一英尺;大雨过后,我们不得不用可怜兮兮的西班牙铁锹挖了多天又湿又黏的土,那铁锹没有木柄,还弯得像个铁勺子。
上面答应给我们小分队配一门迫击炮,我热切盼望着使用它。晚上我们像平常一样巡逻——但比从前更危险,因为法西斯战壕的士兵装备更齐全,而且警惕性很高;他们在铁丝网外撒满了空罐头盒,一有叮当声就用机关枪扫射。白天,我们深入到军事无人区狙击敌人。匍匐前进一百码,就到了一个隐蔽在茂密草丛后的壕沟,从壕沟里可以压制法西斯军队的一堵胸墙的隘口。我们在那里支起一个来复枪架。如果你在那里多等一会儿,一般你就会看到一些穿着卡其布制服的人影匆忙闪过那个隘口。我开了几枪。但不知道是否打中人——那几乎不太可能——我的射击技术很差。但颇为可笑的是,法西斯部队竟弄不清这些子弹是从哪儿飞过来的,所以我相信我迟早准会打中一个。然而,不幸的是,有个法西斯狙击手倒是先打中了我。这事儿发生在我重回前线后的第十天。被子弹击中的整个过程十分有趣,我想这值得仔细描述一番。
那是在壕沟胸墙的角落里,早上五点,这向来就是一个危险的时间。因为我们背对着东边,黎明破晓时,只要你把头探过胸墙,头部轮廓就会在朝阳的映衬下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我那时正与一个等待换岗的哨兵说话。就在正说着什么的时候,突然,我感到——很难描述我感到了什么——虽然我对这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大致说来,那种感觉就像处在爆炸的中心。好象有一声巨响和一道眩目的闪光完全包围了我,然后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没有疼痛,只是一阵猛烈的震动,就像触了电;震动之后,只觉得全身虚弱无力,类似遭电击的感觉,全身麻木。我面前的沙袋被震出很远。我想如果你曾被闪电击中过,你就会体会得更深刻。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中弹了,但是因为有巨响和闪光,我以为是旁边的来复枪意外走火击中了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接下来,我的膝盖软了,我身子倒下去,头撞到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让我稍感安慰的是,头并没撞伤。我感到头昏目眩,觉得自己伤得很重,不是一般的疼痛。
我刚才跟他讲话的那个美国哨兵冲过来。“天哪!你被击中了吗?”大家都围了过来。接着又是通常的一阵惊呼——“把他抬起来!他被打中哪儿了?解开他的衬衣!”等等。那个美国人想找把刀子割开我的衬衫。我知道我的口袋里有一把小刀,就试图拿出来,却发现我的右胳膊已经失去了知觉。由于没觉得疼,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满足感。这该会使我妻子高兴了,我想;她一直想让我负点伤,以避免我在更大的战役中丢掉性命。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想知道我被打中哪儿了,伤得有多严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我意识到子弹击中了我正面的某个地方。当我试图说话时,我发现自己发不声音来了,只能发出微弱的叽叽声,作第二次努力时,我终于问出我哪儿被打中了。在喉咙,他们说。担架员哈里?韦伯带来绷带和一小瓶用于战场消毒的酒精。他们把我抬起时,我嘴里吐出很多血沫。我听到身旁的西班牙人说,子弹穿透了我的脖子。在平时,那酒涂在伤口上会让我感到十分难受,而此时我却觉得它洒在伤口上很舒适、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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