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再一次把我放下来，有人找来了担架。在知道子弹正巧穿透脖子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这下肯定完蛋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人或动物被子弹正中穿过还能活下来的事。血顺着嘴角滴下来。“动脉被打断了。”我想。我猜想一个人颈动脉被割断后还能活多久，也许过不了几分钟吧！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有两分钟左右，我一直在想自己也许已经死了。这也很有趣——我是指知道自己在特殊的时刻会想什么很有趣。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是——很符合常理——我的妻子。第二件事是对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极度怨恨。把一切问题抛开后，我感到这个世界还是待我不薄。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真切地感受这一切。这荒谬的不幸使我感到极度恼怒。这简直毫无意义！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这肮脏的战壕的角落里，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就这样一命呜呼了！我也想到了开枪打中我的那个人——猜想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是西班牙人还是外国人，他是否知道自己打中了我，等等。我对他没有一点儿怨恨。我想，因为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如果我还有可能的话，我也同样会杀死他的。但是如果他被俘虏后，作为战俘被带到我的面前，我只会称赞他的枪法一流。可能人在濒死的时候，想法也会与平常大不相同了吧！
他们刚把我抬上担架，我那麻木的右臂就开始有了知觉，疼得厉害。这时我想一定是在倒下时跌断了的。但是疼痛也让我打消了即将死亡的疑虑。因为我知道，人之将死的时候，感觉不会有那么强烈。我开始有些恢复常态了，突然怜悯起那四个肩上抬着担架的人来。他们汗流浃背，一步一滑地向前挪。救护车距离这里还有1.5英里。路面状况很糟糕，高低不平，泥泞溜滑。我曾在一两天前帮助抬运一个伤员，深知这是个苦差事。在许多地方，白杨叶碰到担架边缘又轻轻地拂过我的脸，这使我感到能够活在一个有白杨树的世界上是多么美好。可是手臂的疼痛像恶魔一样缠绕着我，使我忍不住骂出声来，但终于还是忍住了，因为每次过于用力的呼吸都会使血从嘴里涌出来。
医生给我重新包扎了伤口，注射了一针吗啡，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谢塔莫。谢塔莫的医院设在临时搭建的木屋里。伤员通常只在那儿停留几小时就被送往巴巴斯特罗或莱里达。我虽然被吗啡麻醉着，还是感到疼痛无比，几乎不能动弹，不停吞咽涌上来的血水。即使在这种状态下，没经训练的护士仍然试图让我咽下医院的标准餐——汤、鸡蛋、油腻的炖菜等——这是西班牙医院典型的做法。看到我不愿下咽，她似乎感到很惊讶。我想要一支烟，但在那个烟草奇缺的时期，医院里哪怕一支烟也找不到。不久，有两个请假暂离前线几小时的战友来到了我的病床边。
“你好啊！你还活着，是吧？太好了！我们想要你的手表、左轮手枪和手电筒。如果你有小刀的话，我们也想要。”
他们带着我所有随身携带的东西离开了，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一个人受伤以后，他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分光。这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手表、左轮手枪等在前线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放在伤员的行李中带离前线，那就一定会在途中的某个地方被人偷走。
到了傍晚，病号和伤员不断地被送过来，等到凑满一辆救护车时，人们就把我们抬上车，送往巴巴斯特罗。这是怎样的一段历程啊！人们过去常说，在战场上，手脚受伤的人一般都会好起来，而腹部受伤的人活下来的希望不太大。我现在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因为没有一个内脏受伤的伤员能够侥幸熬过那数英里颠簸不堪的碎石路，那些道路被重型卡车碾压得破败不堪，而且自开战以来从没整修过。砰砰！哐哐！乒乓！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童年在白城展览中见到的那个叫做“摇来摆去”的怪物。人们忘了应该把我们捆绑在担架上。幸亏我的左手还有点力气，没让我从担架上摔下来。有个不幸的人被重重地摔到车厢地板上，天知道那会有多疼。另一个人歪倒在救护车的角落里，呕吐得到处都是一团糟。巴巴斯特罗的医院非常拥挤，病床挤得几乎连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人们把我们中的一些伤员抬回医院的火车上，送往莱里达。
我在莱里达待了五六天。那是一个很大的医院，病号、伤员和平民病人几乎完全混杂在一起。我的病床中有些人伤势很重。我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他吃下去的药物使尿液变得像翡翠一样发绿，床前的尿瓶成为病房中的一大奇观！一个说英语的荷兰共产党人听说医院里有一个英国人之后，像朋友一样地对待我，还给我拿来了英文报纸，。他在去年十月的一场战斗中受了重伤，后来在莱里达医院安顿了下来，还娶了这儿的一位漂亮的护士小姐。由于所负的伤，他的一条腿萎缩得像我的胳膊一样细。两个休假的民兵——我们是在前线的第一个星期碰到的——来医院看望受伤的朋友，认出了我。其实，他们只不过是18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尴尬地站在我的床边，试图说些什么，但最后作为一种表达对我受伤感到难过的方式，突然掏出口袋里所有的烟草塞给我，然后转身就走了。他们走得那么快，以至于我根本来不及把烟草还给他们或者道个谢。这就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后来我才知道，在这小镇中的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烟草，他们这是把一周的配给量都送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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