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的一切都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记忆中，我似乎生活在可能太小而又不值一说的许多琐事当中。现在，我又回到了波切洛山的防空洞里。在当床用的石灰岩上，年轻的雷蒙正打着呼噜，鼻子抵着我的肩胛骨。我穿行在蒸汽般环绕的冷雾中，踉踉跄跄地向那肮脏的壕沟走去。在跨越山坡上的一处裂谷时，为了保持平衡，我极尽全力地抓住裸露在岩石上的野迷迭香的根须。头顶上空，一些漫无目标的子弹尖啸而过。
我和柯普、鲍勃?爱德华，以及三个西班牙士兵卧倒在地面上俯伏前进，隐蔽在奥死库罗山以西洼地的小冷杉树丛中。一群法西斯士兵像蚂蚁一样，正朝我们右侧光秃秃的山顶上爬。他们刚刚接近阵地，法西斯的军营里就传出了响亮的军号声。柯普做了个学童般的手势，将手指放在鼻尖上蔑视这军号声，惹得我暗暗发笑。
我在拉格拉尼亚肮脏的院子里，和围着一口烧菜大锅举着锡罐争抢食物的一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那个被惹怒了的胖厨师举起长勺，试图制止他们胡闹。在附近的一张桌子旁，一个皮带上系着特大号自动步枪的大胡子正用刺刀把面包剁成五块。在我的身后，一个带伦敦腔的声音唱道（他叫比尔?钱伯斯，曾和我大吵过一次，后来在韦斯卡包围战中阵亡）：
老鼠，老鼠，
老鼠大似猫，
就在……
这时，院子上空突然响起炮弹的呼啸声。十五个人立即趴倒在地面上，胖厨师则钻到案板下。直到炮弹落在100码开外爆炸以后，大家才心有余悸、面带惊慌地站了起来。
我在白杨树的粗大枝杈的隐蔽下来回巡逻。在洪水漫溢的壕沟里，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窜，并发出水獭一样大的叫声。金黄色的黎明刚刚出现出现在我们的身后，那个安达卢西亚民兵就裹着披风，开始唱歌。你能听到，在一二百码之外的无人地带那边，法西斯阵地上的哨兵也在唱歌。
4月25日，在经过一段通常的mananas（明天）之后，从后方开来的一个小分队替换了我们。我们交接了来复枪，收拾好行装，返回蒙佛洛莱特。我并不懊悔离开前线。我裤子里的虱子在迅速地繁殖，连消灭都来不及。个把月以前，我就没有袜子穿了，长统皮靴仅剩薄薄一层底子了，等于光着脚走路。我想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裹紧被单睡上那么一觉，想都没想过要点文明人生活所需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蒙佛洛莱特的一间谷仓里只睡了几个小时，后半夜两三点钟光景又重新爬上卡车。早上五点，有幸在巴巴斯特罗乘上了莱里达开来的一列快车，于26日下午三点抵达巴塞罗那。从此，麻烦也就来了。
人们可以从缅甸北部的曼德勒乘上火车，直接到达眉谬——该省主要的山间驻地。它位于掸邦高原的边缘。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旅程。你是在典型的东方城市气候中出发的——灼热的阳光，沾满泥土的双手，鱼、香料和大蒜的气味，熟透了的热带水果，黝黑面庞的拥挤人群——你只能无奈地忍受和适应列车车厢里的一切。当列车在海拔四千英尺高的眉谬刚刚停下来的那会儿，你可能以为自己仍在曼德勒。但只要一走出车厢，你就仿佛踏上了地球的另一面。突然之间，你就呼吸到了有点类似英国的那种凉爽、芳香的空气，你的周围尽是绿草、蕨丛、枞树和叫卖篮子中草莓的粉黄面颊的山区女人。
在前线待了三个半月以后，重新回到巴塞罗那时，眼前的一切，使我重又想起了昔日在缅甸时的那番情景。骤然发生的和令人惊异的氛围变化，何其相似。在回巴塞罗那的路上，前线的气氛仍停留在列车车厢里：肮脏、噪音、拥挤、烂衣服、匮乏感，以及同志间的友谊和平等。在离开巴巴斯特罗时已挤满了民兵的火车，在沿线停靠的每个站台上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挤上来；有人带着一捆捆蔬菜，有人手中倒拎着尖声惊叫的家禽，有人扛上来袋口紧扎却又满地滚动的麻袋，原来里面装满了活兔子，还有人把一大群绵羊赶进车厢里，塞满了所有的空间。民兵们高唱革命歌曲，歌声盖过了列车的隆隆声，他们或者亲吻停靠站每一个漂亮女孩的手，或者向她们挥动着红黑相间的围巾。葡萄酒、茴香酒、浑浊的阿拉贡烈性酒，接连不断地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举起用西班牙山羊皮缝制的酒袋，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酒柱喷进坐在车厢任何角落的朋友的嘴里，这可是省了许多麻烦。紧挨着我坐的是个黑眼睛的十五岁男孩子，他正在向两个面如皱革、听得入神的老年农民详细地讲述种种令人感动的前线经历，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在编造自己英雄般建树功勋的战斗经历。不一会儿，那两个老头打开随身的包裹，取出羊皮袋，给我们斟上黏稠的暗红色的酒。是的，每个人都极为开心，比我所能表述的更开心。但是，当火车穿过萨瓦德尔，驶入巴塞罗那以后，我们便陷入了似乎格格不入和浓浓敌意之中，让我们产生突然到了巴黎或伦敦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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