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两次来到巴塞罗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的是，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后在一月去的，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后在四月去的，大家反复议论的就是一件事：那里的革命气氛已经消失。无疑，对于任何在八月去过那里的人来说，到了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民兵驻进小旅馆的十二月，巴塞罗那已经变得好象是资产阶级的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现在，高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一座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的城市，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
这里人们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西班牙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时髦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看起来，还没有私家车，不过，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好象谁都买得起。）新的人民军——一支在我离开巴塞罗那尚不存在的部队——军官们成群结队地走动，数量多得惊人。人民军以一比十的官兵比例配备军官。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曾在民兵中服过役，基本上都是以军事骨干名义从前线抽调来的，但是，大多数则是进过军校、而不愿参加民兵的年轻人。人民军的官兵关系确实与资产阶级军队的不同，但仍有明显的社会差别，薪金和制服的不同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士兵穿的是一种粗糙的褐色紧身军服；军官则穿着全套精致、收腰的卡其布制服，像英国军队中的军官制服，当然仅仅是有那么点像而已。我懒得去猜想他们二十人中有没有一个以上的人真正地参加过战斗，可他们的皮带上全都挂着自动手枪；我们在前线时，如果不是特别嗜好或花上一笔钱，就不能得到手枪。我发现，我们在街道上行走时，人们总是在注视着我们脏兮兮的样子。当然，如同所有在前线待了好几个月的士兵一样，我们的模样的确十分可怕。我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像个稻草人。我的皮夹克破破烂烂，织针的军帽早就变了形，而且常常滑下来遮住眼睛，我的长靴除了开裂的鞋帮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中间的所有人，多数都是这副尊容，再加上我们浑身污垢、满面胡须，也就难怪人们总是投来惊诧的目光了。但是，真正容纳感我感到惊讶的，还是此后三个月里接连发生的许多怪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通过大量的迹象，我发现我最初的印象没有错。这座城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突出的变化决定和影响了其他事情的发生。一是人们——全体居民——对革命战争的兴趣已经丧失大半；二是社会重新回归贫穷和富有，上层和下层。
人们对战争的普遍莫不关心，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是令人厌恶的程度。这使得从马德里甚至巴伦西亚来到巴塞罗那的人也感到震惊。主因也可能在于巴塞罗那远离真正的战争。一个月以后，在塔拉戈纳，我目睹了同样的情形，在这个漂亮的海滨小镇上，人们的一切依然如故，似乎从没受过任何干扰。原先遍及西班牙的民兵志愿者，从一月起逐步减少，二月，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掀起了一场参加人民军的大规模动员运动，人们热情高涨，但这次运动并没有达到征集更多士兵的目的。战争仅进行大约六个月，西班牙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征兵手段，如果这是对外战争，采用这种办法也许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国内战争中这么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这无疑与人们对战争偏离最初的革命目标深感失望密切相关。那些自发组成民兵队伍，并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就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的工会成员，却做了大量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掌握主动权而战。但是，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失去了对主动权的控制。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往往是被迫卷入各种内外战争的，他们也许不应因对战争存有某种冷漠而受到责难。没有人想输掉战争，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战争早点结束。这一点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觉察到。人们到处都能听到同样看似轻描淡写的评论：“这场战争——可怕，不是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早就觉察到，眼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在与佛朗哥作战。对好多人来说，食物短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结果，“前线”被认为是一个神话般遥远的地方、年轻人消失的地方，他们要么永远回不来了，要么就会在三四个月后兜里装着大笔钱回家休假。（民兵休假期间的薪金，通常能够提前支付。）至于伤员，即使他们仍然甩不掉拐杖，也得不到任何特殊的照顾。参加民兵已经不再时髦。商店——通常总是最能体现大众倾向的地方——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我初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多数商店尽管简陋破旧，但几乎家家商店都经营民兵装备。军帽、拉链夹克衫、军用皮带、猎刀、水瓶、左轮手枪皮套等等，在每家商店的橱窗里都有陈列。现在，商店明显地精明起来，而战争却被抛在脑后。稍后我发现，我回前线所需要的装备，特别是人们在前线急需的那些东西，已经很难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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