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奥威尔在前线的战争经历是较为平淡的，几个月时间里，几乎没碰到真正的战斗，只是很英勇地参加了一次小型突袭行动。奥威尔也不掩其失望之情:“老实说，我在西班牙的这段日子里，自始至终，几乎没碰到什么真正的战斗……我对阿拉贡前线的沉默寂静感到烦闷不已，我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战斗任务。”不过他因为在巴塞罗那和独立工党旗下民兵部队里的经历，对巴塞罗那出现的社会主义氛围及马统工党民兵部队里民主、平等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好感。
见识政治风暴
但是当时的奥威尔在政治上比较天真，在他刚到西班牙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对政治形势既无兴趣也不甚了解，对左翼力量内部存在党派斗争感到不可理解。但就在奥威尔去了前线后不久，左翼内部的一场风暴即将来临，风暴眼就在马统工党的根据地巴塞罗那。按照奥威尔后来的观察，其实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在与佛朗哥作战。这场内部冲突的一方为全国劳工联盟和与其为盟的马统工党，一方为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里的共产党人(据《西班牙的民主和内战》，马丁?布林克霍恩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事件的导火索为政府命令上缴所有的武器，并决定以此建立一支“非政治的”武装警察部队，但不允许工会会员加入。1937年5月3日，政府决定接管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电话局，随即爆发巷战，直到巴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派来的安全部队恢复了巴塞罗那的秩序，而奥威尔因为休假，于4月26日从前线回到巴塞罗那，从而亲历了这场他所称的“内战中的内战”。尽管他不是马统工党党员，却也参加了马统工党总部的保卫工作，在一幢楼顶放了几天哨。
后来的事实让奥威尔看出，这场冲突为巴伦西亚当局直接控制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借口，为瓦解民兵提供了借口，为镇压马统工党提供了借口。巴塞罗那的冲突结束后，奥威尔回到前线，5月20日在前沿阵地上被敌方狙击手一枪击中咽喉，侥幸捡了一条命。但是等伤未痊愈的他于6月20日回到巴塞罗那时，发现马统工党已被宣布为非法，其领导人被逮捕，警察也正在大肆搜捕该党党员。这一切证实了奥威尔的预感，即巴塞罗那的冲突一结束，一切责任就将全部落在马统工党的头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党，因而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替罪羊。奥威尔有一两位前线战友被投入监狱，他也极有可能落入警察之手，几十年后在西班牙发现的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曾晚上在被毁的楼房处睡了3个晚上，后来与妻子6月23日逃离西班牙，到了法国。
另外一场战争
让奥威尔真正义愤填膺的是，在西班牙的共产党以及亲共产党的媒体中，对巴塞罗那事件的全部责任都推给马统工党并将其“妖魔化”。在巴塞罗那，他看到过这样的海报:一幅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带有纳粹标志的疯狂而又丑恶的嘴脸。马统工党被称为是由与法西斯结成联盟的托派分子组成，是“佛朗哥第五纵队”的成员。奥威尔所目击的与法西斯军战斗的战士被诬为胆小鬼和叛徒。巴塞罗那事件被描述为马统工党一手策划的暴乱，然而在事件经历者奥威尔看来:“从一开始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控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而只是权威腔调的断言。”
然而那些报刊的说法不仅在西班牙广为流传，而且就连国际上的左派报刊也如此传播。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这种对政敌，尤其是落败了的政敌一方面残酷镇压，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肆意抹黑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奥威尔对这种不择手段的丑陋行径表现得出离愤怒。他认为自己了解真相，有责任澄清事实，这并非出于奥威尔的党派私见。前面说过，奥威尔虽然加入了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却并未加入该党。该党及其盟友无政府主义者执行的是较为激进的路线，包括强调自由和平等、工人掌权等，奥威尔对马统工党的路线有保留(“马统工党那种只顾眼前的短视政策和他们的宣传之类，全都糟糕透顶”)，经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对之严厉批判，而相对赞成共产党人的观点，即团结所有与叛军进行战斗的中间阶层，毕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战争。奥威尔承认任何政革派类型的政府都有理由把像马统工党那样的政党视为麻烦，但是他坚持认为那与直接的背叛变节完全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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