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事实上我们无事可作，但我们还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我们提前离开了巴纽尔。随着列车向北行进，法国大地也变得越来越葱绿，越来越柔媚了。我们远离了处处都是山岗和葡萄园的地方，再次来到了处处都是绿地和榆树的国度。我去年底前往西班牙途经巴黎时，巴黎给我的印象是没落阴郁，完全不同于我八年前所见到的巴黎，那时生活费用低廉，人们对希特勒全然不知。而现在，早先我所熟悉的咖啡馆约有一半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每个人都在遭受高昂生活费用和战争恐惧的困扰，可是由于我们刚刚从贫穷的西班牙来到这里，即使巴黎给我们的印象也似乎颇为生气勃勃、繁荣昌盛。有一个大型展览会正高潮迭起，可我们却打不起精神前往参观。
英国——特别是英国南部，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和谐的风光。在经历了漫长旅程，特别是当你从晕船中逐渐缓过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坐在列车专用丝绒坐垫上，你很难相信在哪里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日本发生地震、中国发生饥荒、墨西哥发生革命？无须担心，明天早上牛奶还会放在门前的台阶上，《新政治家报》也会照常出版。工业都市离这儿非常遥远，烟雾和穷困被掩藏在地平线下面。这里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国：被铁路分割的大地上满是野花，站在草地上的马静静地吃草，缓缓流淌的溪水，溪边的柳树，榆树上的榆钱，农舍旁的草丛，伦敦郊外寂静的原野，肮脏河面上漂浮的船只，熟识的街道，海报栏上板球赛和王室婚礼的公告，男式圆顶高礼帽，特拉法加广场的鸽子，红色的巴士，身着蓝制服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睡着了。英国睡意朦胧，我有时担心我们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鸣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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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此处的一段话，意在对于当时英国政府面对德、意法西斯猖狂侵略，仍然继续推行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政策提出警告。——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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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经历使奥威尔清醒成熟，也让写作《动物农场》、《一九八四》成为可能
孙仲旭
(特约书评人)
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以及在这段时间形成的观点为奥威尔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10年后他总结道:“过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有感于党派偏见和不公……我想写它，是因为有某种谎言我想揭穿，有些事实我想唤起人们的注意，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读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71)》，我们就不会奇怪他后来能写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这样的力作。
去西班牙参战
1946年，奥威尔写下了著名的宣言性文章《我为何写作》，其中有这样的话:“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这句话是我们理解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钥匙，而要想更深入地了解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事件究竟如何对奥威尔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成为他人生及写作中的里程碑事件，便不可不读一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71)》。
西班牙内战于1936年7月爆发，起因是西班牙的右翼叛乱，反抗民主选出的共和政府。西班牙内战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叛军一方得到了已是法西斯国家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全力支持，而英、法为自身利益而带头组织“不干涉委员会”，实行对西班牙政府武器禁运。在军事上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只有苏联和墨西哥，但来自墨西哥的援助非常少，苏联以援助换得了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最大控制，西班牙共产党也因此成为左翼政府内举足轻重的力量。另外还有几万名国际志愿者奔赴西班牙为保卫共和政府而战，奥威尔就是其中一员。
奥威尔从来不是好战者，然而在战争来临时——尽管是外国的——他却无法置身于外。一俟完成手头《通往威冈码头之路》的写作，他就决定赴西班牙参战。他交往过的一位编辑记得他曾斩钉截铁地说:“这种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去扑灭。”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71)》中，他也这样写道:“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我的回答是:‘反抗法西斯主义’；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而战，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尊严。’”但是因为英国共产党拒绝给奥威尔出具证明文件赴西班牙参战，他只能转而求助英国的独立工党，独立工党介绍他去巴塞罗那联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该党主要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影响较大)。奥威尔本来可以留在巴塞罗那写报道，从事宣传性工作，但是他决意上前线，只是未能加入在马德里地区与政府军并肩作战的国际纵队，而是进了马统工党旗下的民兵组织。1936年12月26日他到达巴塞罗那，略事训练后便开赴阿拉贡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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