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晓得那都是怎么回事，你也别问我西岸防卫军是怎么回事，或者按说是什么，问我也没用。在那时，甚至谁也不会装作知道，反正它不存在，只是某个人脑子里掠过的一个计划——我想那是在有谣传说德国人会从爱尔兰那边入侵时——而且沿海岸所有食品配给据点也全是凭空想像出来的。所有这一切只存在有三天，好像是种肥皂泡，然后就被遗忘，而我跟着它一起被遗忘了。那十一罐腌牛肉是由早些时候到那儿执行别的神秘任务的几个军官所留，他们还留下一个耳朵很背的老头子，为二等兵利吉伯德，他怎么会留在那儿我可从来没能搞清楚。从战争打到一半的当儿，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初，我一直留在那儿保卫十一罐腌牛肉。你信不信？大概不会，可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在当时，甚至好像那样也没什么特别奇怪。到一九一八年，谁都不再指望事情会按道理如何如何了。
每月一次，他们寄给我一张内容庞杂的正式表格，要求填写我掌管的下列物品的数量及状况：丁字镐，挖战壕工具，带刺铁丝网，毛毯，铺地防潮布，急救包，波纹铁和李子、苹果罐头等。我在全部栏目中填了“无”之后，就把表格再寄回去。从来都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在伦敦，有个人在不声不响地登记表格，然后寄出表格，然后再登记，就这样继续下去。当时，事情就是那样进行着。负责打仗的高层神秘人物完全忘了我的存在，他们的记忆里没有我的影子,我被冲到一个回水处，哪儿也去不了。我在法洗衣粉放在红国待了两年后，不再有炽热的爱国观念，想的只是置身于外。
那段海岸很空旷，除了几个几乎从来没听说正在打仗的乡巴佬，一直见不到任何人。大海只有四分之一英里远，在一座小山下面。大海汹涌澎湃，拍打着那片极其广阔的沙滩。一年里头有九个月下雨，剩下三个月吹着来自大西洋的狂风。那儿除了二等兵利吉伯德，我，还有两座临时营房外再无他物。两座营房中有座带两间房的还过得去，我就住进了那座——还有十一罐腌牛肉。利吉伯德是个粗鲁的老混蛋，我对他从来没了解到什么，只知道他参军前是个卖花的花农，有意思的是看到他多么快就干回老本行：甚至在我到达十二英里据点之前，他就在临时营房的周围开了片地种土豆，后来秋天时他又开了一块，直到最后，他有了半顷左右的地种东西。他从一九一八年初开始养母鸡，到夏天快结束时，他有了相当大数量的一群鸡。到年底，天晓得他又从哪儿搞来了一头猪。我想他脑子里没琢磨过我们到底他妈的在那儿干吗，也没想过西岸防卫军是什么或者是否真正存在过。要是现在听说他还在以前十二英里据点所在的地方养猪种土豆，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我希望他的确在那儿，祝他好运。
与此同时，我在做着以前从未有机会做的专职工作——读书。
之前在那儿待过的军官留下了几本书，多数价钱是七便士一本，差不多全是那年头人们读的无聊书，伊安·哈伊、塞波、克里格·肯尼迪的小说等等。那个不知什么时候到过那里的人知道什么书值得看，什么书不值得看，当时的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自愿读过的书是侦探小说，偶而也会看一本黄书。老天为证，直到今天，我也没打算当个趣味高雅之人。如果你在那时要我说出几本“好”书的名字，我会说是《你给我的女人》或者《芝麻与百合》（想到了那位牧师）。不管怎样，“好”书是人们不愿去读的书。但我当时所做的工作便是无所事事。海洋在海滩上轰鸣，雨在窗户玻璃上流个不停——还有一整排书在某个人靠着小屋的墙搭起的书架上跟我对望。自然而然，我开始一本本读起来，一开始不分好坏，跟一头猪在垃圾堆里一路拱过去差不多。
然而在那些书里头，有那么三四本跟其他书不一样。别，你误会我了！不要按你自己的想法，以为我发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或者亨利·詹姆斯或者别的什么人，就算那儿有他们的书我也不会去看。我要提到的书根本不算高雅，但时不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你会碰到一本跟你目前达到的思维水平刚好处于同一等级的书，以至于让这本书看来就像专为你写的。那些书中有一本HG.威尔斯的《波利先生的历史》，是那种廉价的一先令价钱版本，快散开了。像我这样一个作为铺主的儿子、在农村长大的人遇到那样一本书，它对我产生的影响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像得到？另外一本书是康普顿·麦肯齐的《邪物，其中一件恶街》。几年前这本书一时很有争议，我在下宾非尔德隐隐约约听说过。另一本书是康拉德的《胜利》，其中有些部分让我看得烦，但那种书可以启人思考。那儿还有本蓝色封面的某种杂志旧刊，里面有D.H.劳伦斯的一个短篇，我不记得题目了。它是关于一个德国应征新兵把他的准尉推下防御工事后跑掉，后来在他的女朋友卧室里被抓到的事。这篇小说让我感到困惑，不明白它讲的是什么，却给我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就是我要再去读一下别的类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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