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一九一四。一九一四年的春天。先是黑刺梨，然后是山楂，接着栗子树也开花了。星期天的下午，顺着拖船道的一路，风吹着大丛的灯芯草，结果它们一起摇动，很厚实的一大块，不知为何，就像女人的头发。绵绵无尽的夏日傍晚，栗子树下的小道，一只猫头鹰不知在哪儿叫着，爱尔西的身体贴着我。那年的七月很热。我们在铺子里流了多少汗，还有奶酪及研磨过的咖啡气味有多刺鼻啊！然后，是傍晚在外面的那种凉爽感觉，菜地后面小道上晚紫罗兰和烟斗的气味，脚下的柔软尘土，欧夜鹰在盘旋着捕捉金龟子。
老天！说一个人不该为“战前的事”多愁善感又有何用？我的确为那些多愁善感，你记得的话也会。一点没错，当你回想某段时光时，会倾向记住一些愉快的片段，甚至对战争也是那样，然而同样没错的，是那时候的人们拥有的一些东西，是如今的我们缺少的。
那是什么？只不过他们不觉得前景让人害怕。不是说那时的日子比现在好过些，实际上比现在还艰苦。总的来说，人们干活干得更辛苦，过得不如现在舒适，死时也更痛苦些。在农场干活的人一天劳动时间长得惊人，一星期才挣十四先令，到头来成了个精疲力竭的废人，靠每星期五先令的老年养老金和堂区偶尔发放的半克朗过活。而那种“体面的”贫困则更为难过些。大街那头的小布商小个子沃尔森挣扎几年后终于“关门”时，他的个人财产是二镑九先令六便士。接着，在得了所谓的“胃病”后，他几乎马上就死了，但是医生透露是饥饿所致。不过他总算到最后一刻也不失尊严。制表匠的帮手克林姆普老头儿是个熟练的工匠，他自从还是个小孩子时，就开始干这行，一直干了五十年。他得了白内障，不得不进了济贫院。他被带走时，他的几个孙子在哭号着。他老婆出去帮人打杂，累死累活地干活，才能一直每星期给他送去一先令作为零花钱。有时能看到令人痛心的事在发生着：小生意如下山般一滑而下，殷实的生意人一天天走向无以为继，最终破产；癌症和肝病一步步将人置于死地；喝醉的丈夫每星期一写下保证不再喝酒，但每星期六又破了保证；女孩因为私生子毁了一辈子；房子里没有浴室，冬天的早晨得把洗脸盆里的冰敲开；偏僻街道在天热时臭气熏天；教堂墓地正好镇中间，让你没一天不记着你的归宿将在何处。那么，当时的人们又有什么？一种安全感，即使他们自己都不安全。更准确地说，那是种“明天还会继续”的感觉。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将会死掉，而且我想有那么几个人知道自己将会破产，但他们不知道各方面秩序都会改变，不管他们可能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按照他们所知的继续下去。尽管当时宗教信仰很盛行，但我相信对此影响不大。不错，差不多每个人都去教堂，跟全国别的地方的比例差不多——当然，爱尔西和我还去教堂，即使我们当时像牧师所称的，生活在“罪恶”中——但如果你问那些人他们是否相信人死后仍有生命，他们通常会回答相信。但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人能给我印象他们真的相信有来生。我觉得人们相信那种事，顶多就跟孩子相信有圣诞老人一样。但那个时期一点不差正处在一个已经成型的时期，当时的世事氛围就跟大象四腿着地一样稳定，因此像来生这种事情就不重要了。如果你在乎的东西都将继续下去，就会死得很放心。你已经活了一辈子，累了，该去地下了——那就是以前人们的看法。从个体上来说，他们不复存在，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将会继续，好的和坏的方面仍保持不变。他们感觉不到脚下的大地正在移动。
我爸的生意正走向结束，可他不知道。在他看来，只是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生意似乎淡了又淡，收入支出越来越难以平衡。感谢上帝，他从来根本不知道他算是被毁掉了；他从来没有真正破产，那是因为他在一九一五年初突然去世（流感转成了肺炎）。一直到头，他都相信靠着俭省勤劳、公道交易，一个人就不会走错路。肯定还有不少小铺主也抱有这种信念，不仅是直到破产前，就连到了济贫院还是。马鞍匠拉夫格鲁夫甚至在小汽车和机动货车直扑过来时，还没意识到他已经像犀牛一样落伍于时代。我妈也是——她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意识到她从小长大所过的那种生活方式，即在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治下正派的、虔敬上帝的铺主之女，然后是正派的、虔敬上帝的铺主之妻的生活方式永远结束了。世事艰难，生意不好，我爸在操心，这个那个“一天不如一天”，但日子还是以一贯以来差不多的方式继续着，那种老的英格兰生活秩序不能变。对我妈那样虔敬上帝的正派人来说，永远不变的，便是在巨大的煤炉上做约克郡布丁和苹果汤团，穿羊毛内衣，睡羽绒被，七月制青梅酱，十月做泡菜，下午读《希尔达居家伴侣》，苍蝇还嗡嗡地飞来飞去。她待在那个舒舒服服的小世界里，其中包括煮茶、有毛病的腿和皆大欢喜的结局。我不是说我爸妈到最后一刻还是一点也没改变。他们有点震惊，有时候也有点沮丧，但至少他们活着时，从来不知道他们相信过的一切正在变成过时之物。他们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末尾，一切正在分崩离析，被冲入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洪流之中。他们并不知道这点，却以为那是千秋万代的事。不能说他们错了，他们感受到的就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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