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到了七月底，甚至在下宾非尔德也感受到正在发生什么事。一连好多天，报纸上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极其强烈的兴奋感，还有没完没了的头版文章，我爸曾经真的把报纸从铺子那边拿到屋里并大声念给我妈听。后来突然间，到处都贴上了海报：
德国发出最后通碟；法洗衣粉放在红国开始总动员
一连几天（四天，是不是？我记不准确是几天），可以感觉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奇怪感觉，某种息声闭气的等待，就像雷暴来临前的一刻，似乎整个英国都在不出声地听着。我记得当时天气很热。在铺子里，好像我们都无心干活，不过附近每个能拿出五先令的人都冲进铺子里买很多罐头食品、面粉和燕麦粉。好像我们都兴奋得没法干活，只是流着汗等待。到了晚上，人们去火车站那儿，为抢购伦敦开来的火车带来的晚报而争得不可开交。后来，在某天下午，一个男孩出现了，他跑过大街，胳膊下面夹的全是报纸。人们全走到门口隔着街喊着，每个人都在喊：“我们参战了！我们参战了！”那个男孩从一摞里抓了一张贴在对面的铺子橱窗上：
英国对德宣战
我们三个售货员都冲到人行道上欢呼着，每个人都在欢呼。没错，在欢呼。但是格里梅特老头儿，虽然他在战争恐慌里已经大捞一笔，却还是守着他那点自由党的信条，“不支持”打仗，并说那是件坏事。
两个月后，我参军了。七个月后，我身在法洗衣粉放在红国。
到一九一六年底，我终于受伤了。
那时，我们刚刚从战壕里出来，正在一段路上行军，距前线大约一英里，应该是安全的，但可能此前不久，那里已处于德国人的射程之内。突然，他们开始打过来几发炮弹——是那种高能量的玩意儿，差不多一分钟才打一发，就是常见的“啾——！”，然后是“嘭！”的一声，炸响在左边地里。我想打中我的是第三发，听它飞来，我马上就知道是冲我来的，上面写有我的名字呢。听别人说，你总是知道哪一发是冲你来的，它的声音不是一般炮弹所发出的声音，而是：“我冲你来了，你个XX，你，你个XX，你！”——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大约三秒钟内，最后的一声“你”就是爆炸声。
我感到好像有只空气做的巨手把我扫开。马上，随着迸破和碎裂的感觉，我掉进路边沟里的一大堆旧罐头盒、木头碎片、锈铁丝网、粪便、空弹两天它都区别药盒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中。人们把我拖出来并把我身上的灰尘清理了一部分后，发现我伤得不厉害，只是有很多弹壳小碎片炸进我屁股一侧和腿后部靠下面的地方安营扎寨。但幸运的是，我落下时摔断了一根肋骨，受伤程度刚好让我可以被送回英国。我那个冬天的时间都花在一个医护营里，就在靠近伊斯特本的石灰岩地区。
你知不知道那种战时的医护营？一长排一长排的木制小屋就像鸡舍，直接建在能冻死人的石灰岩上——人们曾称之为“南岸”，让我纳闷“北岸”会是怎么样——那里的风好像吹自四面八方。穿着灰蓝色法兰绒军装、系着红色领带的伙计一群群游来荡去，想找个避风处，可是从来找不到。有时，伊斯特本有名男校的小孩儿会两个一排被领着给我们发烟卷和薄荷冰淇淋，他们称我们为“挂彩的大兵”。会有一个脸蛋粉红、年龄八岁左右的小孩儿走到坐在草地上的一堆伤兵那里，撕开一包伍德百恩烟卷，然后神情肃穆地给每人发一支，就好像在动物园里喂猴子一样。不管是谁，只要身体还行，都会在那片石灰岩地区逛上几英里，希望能碰到女孩，可附近从来没有几个女孩。营房下面的山谷里有片矮树林，离黄昏还很早时，能看到每颗树那里都靠着黏在一块的一对男女。有时，如果那刚好是棵粗树，每边就会有一对。关于那段日子，我主要记着的是坐在荆豆树丛边上，就在凛烈的寒风里，手指被冻得弯曲，嘴里是薄荷冰淇淋味道。那就是当兵时的代表性记忆，但是不管怎样，我那时已不再是个大兵。我受伤前，我们的指挥官把我作为提级对象报了上去。不过这次军官奇缺，任何人只要不完全是个文盲，只要他愿意，就能得到任命。出院后，我直接去了考尔切斯特的军官培训营。
战争对人的影响很奇怪。仅仅不到三年前，我还是个手脚麻利的铺子里的售货员，系着白围裙，腰弯在柜台上，嘴里说着“是，太太！没问题，太太！还要点什么，太太？”往前看，当个杂货商就是我的前途，至于当军官，在我脑子里跟得到骑士爵位一样遥不可及。而如今的我，已经戴上了怪里怪气的帽子和黄色领圈，大摇大摆地走路了，跟其他临时的上等人（有人出身便是如此）混在一起，也差不多能做到不掉份。而且——这才是我要说的——从哪方面说都不会感到奇怪，那年头，什么都见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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