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文学变得越发政治化。即使对于被《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读书俱乐部所喜爱的文学团体也是如此。在苏联官方保护下的莫斯科实地考察之旅成为30年代现代国际文学上的盛事。甚至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文学界社交名流贝弗利·尼科尔斯也在格拉斯哥的公寓里搜寻一番，看看是否有赴苏理由，结果一无所获。奥威尔当时还没有形成一系列统一的政治信仰，在汉普斯特德的工作让他第一次与那些对政治——左翼政治有强烈兴趣的人们有了天天接触的机会。这些影响一部分反应在里斯身上（《让叶兰继续飞扬》中雷维尔斯顿“多年来”一直试图让戈登信仰社会主义，却从没有成功地引起他的兴趣），但是更大的推动力可能是来自韦斯特罗普一家，他们很久前就是独立工党的成员，也劝人加入。伯纳德·克里克指出了独立工党对于30年代普遍感到不满的左倾作家的吸引力。在凯尔·哈尔蒂支持下早在1893年就成立的独立工党，促进了20世纪初社会主义同盟的形成。工会、中产阶级的费边主义者和醒悟的自由主义者都集合到了工人代表委员会。除了艾德礼是明显的例外，早期的议会工党几乎都是从独立工党中初尝经验。后来成为首批议会大臣的拉姆齐·麦当劳和菲利浦·斯诺登都曾是重要人物。尽管独立工党在30年后已经成为一股微小而排外的流派（安奈林·贝文曾经揶揄他的未婚妻詹妮·李坚持的“贞节”，认为它的确比30年代工党所有宽敞的教堂要好），它以艾伦·威尔金森为代表，这位贾罗下院议员在她所写的一本颇具煽动性的书《被谋杀的城市》中描述了萧条时代她的选民的贫困生活。虽然如此，独立工党的独立地位、反保守而民主的观点、温和的和平主义者观点以及公然的革命性，都对那些在工党主流之外的理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韦斯特罗普一家的联系已经完全超出了这个界限之外，事实上几乎到了正派政治话语的边缘。正是通过他们，奥威尔见到了著名的煽动者、托派分子雷吉·格罗夫斯，他在奥威尔之前也在书店里工作过。这些新的关系至少扩展了奥威尔的政治范围。他们也许没有鼓励他参加某个政治党派，但他们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而之前他是不会考虑或是被这些问题所吸引的。
在工作时间之外，奥威尔远不是像《让叶兰继续飞扬》中那样整天呆在卧室的隐士，当女房东一转身就偷偷把用过的茶叶冲下厕所。晚上与金奇的聊天总是集中在罗马天主教和它对大众生活的有害影响：金奇记得奥威尔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工作。他寻找女伴的习惯也停止了。一个商业艺术家“萨莉”，戈登女朋友罗斯玛丽的职业背景就是取自她，她总是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与一个叫凯·艾科华的女孩亲近得多。他是在1934年的秋天在书店里碰到她的，她比他小8岁，有着他所不熟悉的独立头脑（比较而言，布兰达·索尔科德和艾伦娜·杰奎斯都是中产阶级的淑女，生活于褊狭隔绝的环境中），她好像有些喜欢他，尽管有时会觉得他的某些态度有些荒谬。男朋友恶劣的健康状况让她颇受打击。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却有些干干的，苍白干燥的皮肤“就像他被缅甸的热度烤干了一样”。凯爱着奥威尔，甚至准备好了跟他上床，这是许多她的同辈人不会做的事情。但她认识到，这段关系受到阻碍，表面上是因为对她而言是陈旧的社会习俗，深层次上却是本质上的分歧。例如，考虑到奥威尔“极端男性化”的倾向，约会时各付各的钱总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她还相信当奥威尔足够喜欢女人时，“我不认为他把她们看成生命的力量”。
凯说，只有在全是男性的文学聊天或是在这个孤独的作家桌旁，他才是真正的他。与他一起在汉普斯特德荒原漫步或是在附近的咖啡馆打发时光，凯还注意到了他的其他特性。其中一点就是对金钱的迷恋，而这常常与他的自怜相冲突，或者说正是这种迷恋让他觉得自怜。据凯所说，奥威尔把自己想像成“不公正的牺牲品，因为他支付不起他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得不为此挣扎……”就像戈登在兑换了一家美国杂志的支票后喝得酩酊大醉一样，他在手头有钱的时候也喜欢挥霍。还有一种怀疑，这个观点非常进步的人（凯常常得听他反帝国主义的长篇大论）却不能对抗自己教育中的很多陈旧习俗。“我认为他不能勇敢面对他的很多偏见。我觉得他很小心地保存着它们。”尽管倾向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反叛者，奥威尔仍然不可避免地与他成长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体系连在一起。假装对公立学校教育的优点表示轻视，凯却发现他很难和一个跟他才智不相当的人谈话。毫无疑问他们之间的很多差距都是时代性的，人们会发现他这段时间所交的年轻朋友回忆起来都有种相似的愉快情感，但是也有一种无法达到30年代进步论者们严格要求的感觉，虽如此，这种感觉还是与他早期生活愉快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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