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的前程问题日夜逼近，文明用语家不得不认真考虑了。埃里克17岁了，许多难题得设法一个一个地去解决。理查德·文明用语先生60几岁了，他正和妻子在寻找安度晚年的地方。1920年圣诞节，埃里克写信给普罗斯泼，要他把回信寄到文明用语近伊普斯威奇［英格兰东南部港市——译者注］的一个地址，这表明了他们要去东部而不是以前常去的泰晤士河谷。17岁时，埃里克还在伊顿上学，还要接受一年的教育（《让叶兰继续飘扬》中写到了康姆斯道克斯的“奇怪的理想主义者的势利”，他“乐意工作”而不让戈登在18岁毕业离校），后来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唯一知情者是吉辛莎。1921年初，普罗斯泼患了一场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埃里克本打算住在夸里的巴迪康姆家的计划只好取消，他从萨福克郡写去了一封深表同情的信)。后来，病情愈演愈烈，影响到心脏，巴迪康姆家决定搬到哈罗德去住，这样，普罗斯泼上学就不用住校了。这时，文明用语一家业已放弃了圣马克大道的房子，却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所以，基本上属于无家可归了。因此，1921年夏，文明用语夫人、埃里克和阿弗丽尔(不知道文明用语先生的行踪)和巴迪康姆家一起在雷克曼斯沃斯合租了一栋房子，名字叫格兰克罗夫特。50年后，回忆起在这半乡间化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一个月的生活，仍然让吉辛莎历历在目、热血沸腾。这几个十几岁的青年人在一起自娱自乐：打网球、听音乐、去村子附近的山上远足。埃里克又写了几首诗，内容涉及重大题材：
友谊和爱情紧密地交缠在一起，
我的心儿归属于你那友善的性情：
但是在阳光照耀下的原野飘落了乌云——
我的爱情到不了你那不加注意的心灵。
吉辛莎是一位谨慎小心的姑娘，回诗应答道：
阳光
过于明亮
灼热着目光看不清方向：
最好
在宁静的阴影里
心满意足地躺一躺。
显然，两家人家合住在一起的时候，在艾达·文明用语与富有同情心的巴迪康姆太太之间有关埃里克前途的“谈话没完没了”。在吉辛莎看来，文明用语先生与他夫人之间有着针锋相对的冲突：文明用语先生认为服务于印度是“他能容忍儿子所从事的唯一职业”，这使得埃里克恐慌不安；而文明用语夫人则恳求其丈夫给予儿子上大学的机会。按吉辛莎所说，冲突最后演变成母子俩与文明用语先生之间的无言对抗，母子俩虽然有“精力充沛的”巴迪康姆太太的支持，最后还是不能改变文明用语先生的决定。没有人会怀疑这些话和来往的信件，但是，在紧要关头所发生的事情似乎要复杂得多。不管埃里克想不想上牛津大学，他能得到任何一项奖学金的机会微乎其微。埃里克与康诺利不同，康诺利在那一年年底成了贝利厄尔的布拉肯伯利学者，但排名较后，所以就对继续接受教育一事变得冷漠起来了。埃里克的一位同时代人回忆说，“埃里克对我们上大学有点不屑一顾。”登上顶点的梦想破灭了，完全是家庭拖了后腿。
奥威尔最终在缅甸度过了5年，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流放者。事实上，奥威尔的父系和母系都与东方源远流长，他的一些亲戚，比如他那赫赫有名的外公，都仍然生活在缅甸。在他祖父辈的那个时代，家庭的事业远远比现在重要得多。史蒂夫·朗西曼记得他的这位朋友“决心”去缅甸，而且对东方有一种感情上的渴望。不管争执多么热烈，也不管争执多久，结论是奥威尔必须去缅甸，或许有强制的意味。在奥威尔设法进入印度的帝国警察部门之前，他得返回伊顿上完最后一学期的课程。1921年仲秋，奥威尔返回伊顿，其时已经18岁了。他终于享受到使唤低年级学生的特权了。安东尼·瓦格纳，即后来获得嘉德勋位的安东尼·瓦格纳爵士曾经短暂地享受过这样的特权，他回忆起奥威尔是“一个厚道的并且为他人着想的使唤者”，同时，他承认“奥威尔不大多讲话”。
埃里克在伊顿度过了14个学期，时间为4年半多点，这对他有什么影响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决心要把他在伊顿遭受到的痛苦、不适应的人际关系和人们对贫穷的鄙视统统地表达出来。对于埃里克的这些话，我们应该带着点怀疑、审慎对待。当然，伊顿充满了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同时也有许多有着平常家境的学生，安东尼·鲍威尔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长宁愿牺牲一切以便让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奥威尔同时代的人众口一词地怀疑，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奥威尔被排斥在伊顿主流以外。例如，朗西曼认为，奥威尔坚持因为贫穷而被人轻视的观点是“不诚实的”。伊顿有着不少家境平平的学生从底层努力发奋向上。从外表看来，埃里克的地位与旁人无异：他有着十几岁青少年的爱好，有零花钱，他的母亲也遵循着伊顿的传统：在节假日里来校看望儿子并且带着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去饮茶。而且，人人都感觉得到的伊顿人的势利通常是针对非伊顿人的。在伊顿，金钱和阶级差别并不太起作用。鲍威尔认为，真正势利现象的兴起是在牛津而非在伊顿。伊斯特伍德说，“我并不知道谁的家长有钱、谁的家长没有钱。”没有一个人知道奥威尔对身处伊顿的这一段时期的真正感受是什么，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为了文学创作，奥威尔完全有能力把在伊顿所发生的事情错误地表现出来。例如，《通向威根堤之路》就包含了1919年伊顿庆祝和平的事情。在这本书里，根据奥威尔所描述，要求学生们拿着手电筒、唱着爱国歌曲，在黑暗中排队进入文明用语场，这段描绘显然是嘲讽了庆典过程，用自己的话进行“亵渎与煽动”。克利斯托弗·霍利斯说，事实上，这是对学校军官训练营的抗议，是“一种纯粹的胡闹”，根本没有奥威尔所强加的原则成分。普罗沃斯特说，“学生们手执高高举起的电筒，默不作声地站着”，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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