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夷平的森林、石油的前景和农业的企业联合——都埋下了深深的仇恨，而把缅甸排斥在大英帝国通常的政治模式以外的做法更是加剧了这种仇恨。1918年的蒙塔古切尔摩斯福德的报告中建议在印度进行政治改革，并且建议在缅甸进行部分试验，奇怪的是，这个建议最终只适用于印度。缅甸国内普遍的文明用语动不安，青年文明用语协会煽动加剧了这种状况，原先，青年文明用语协会是一个亲英国的社会组织，后来背叛了，成为煽动闹事的温床，最终达成了妥协：允许缅甸成立一个立法机构，这个机构从原来规定的其四分之三的成员必须从拥有一定财产的人中选举出来扩大到约四分之一的成员从该省男性成年人中选举出来。这种做法与印度的做法就大相径庭，但是，大英帝国中的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国家终于慢慢培育出执政机构和土生土长的官吏。仅在30年前，缅甸还拥有自己的国王和军队，现在却被有效地控制在军事管制法下。奥威尔到达时，严重的政治文明用语乱刚刚结束，但犯罪率却在节节上升。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一份官员报告中写道，村民集会开始减少了文明用语的声音，但是，在偷盗和文明用语犯罪的高潮背后隐藏着“有政治野心的人”夺权的企图。殖民地行政部门的文件记载着缅甸的犯罪统计数字，使人立刻想到拥有13000人的警方任务：在1923年至1924年间，罪案达47000起，第二年的谋杀案超过800起，第三年的犯罪案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包括几宗骇人听闻的食人案”。收监人数高达16000人，每年大约有70人被处以绞刑。
虽然如此，初来乍到的普通的欧洲人对此并不十分惊讶，这个国家中存在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仍然游离在大英帝国的文明之外：缅甸北部文明用语近文明用语边境的佤山地区在30年代还没有被绥靖，密密的灌木丛和原始森林包围主要居民区，这里，危机四伏，时刻存在。奥威尔呆在缅甸的整个期间，每年遭到野生动物致命袭击的次数高达三位数。其次，不管怎么说，在西方人的眼中，这里的气候糟糕透顶——从2月至5月，灼热的阳光可以把人烤焦，然后是长长的雨季，一直下到9月份，随后是短暂的冬季，正如《在缅甸的日子里》所描述的那样，“缅甸北部似乎是英国鬼怪出没的地方”。缅甸的这一切给来访的英国的男男女女留下了鲜活生动的印象，他们的反应因为各人对陌生地区和展现出原始本质风俗的陌生文化的心醉神迷的程度不一而各不相同。30年代，一位在原始森林旅游的英国妇女被一个当地姑娘生孩子的场景所惊吓：两个老年妇女把一块厚木板放在姑娘的肚子上，并且在木板上用力蹦跳，以此帮助姑娘把婴儿生出来。这就给生活在缅甸的西方人一种怪怪的畸形感觉。一方面，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礼仪周全的国家——《在缅甸的日子里》中的拉肯斯蒂恩夫人专心阅读王室条款就像一个公爵夫人在阅读《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由大英帝国驱策着：例如，1922年的重大事件是威尔士亲王的来访。虽然在缅甸显示表面浮华的背后是肮脏、贫困、道德败坏和20%的婴儿死亡率，但是，造访的欧洲人还是夸大了20世纪初期缅甸的落后。近代缅甸历史学家一再强调每个国家适应现代社会的不同方式，即便是英国政府也在努力使自己适应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从英国统治者的观点来看，缅甸人生活中少有的福利设施应该从西方进口。
数不清的关于古老缅甸的叙述显示出一种奇怪的结果，那就是，这个国家有着标准的英国人的感觉力。奥威尔在亲眼所见的基础上，对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既震惊又好奇。他后来声称，《在缅甸的日子里》只是描述了他耳闻目睹的事情，“在所有描写东方的小说里，场景的确能反映主题。”不管他后来怎样以殖民地统治者自居，显著的例外是，他也被当地人所吸引。许多年之后，C.V.沃伦的《缅甸插曲》写道，像每一个欧洲人一样，他的生活并不局限在大城市里，他觉察到自己对缅甸人的一种深深的喜欢。他认为，这种同情部分源自社会等级。当时的调查记录表明了有20万“外国人”在缅甸，但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印度人和文明用语人。在缅甸的欧洲人相对较少，而欧洲妇女更少。这两类“外国人”之间有着一个模糊的阶层，被称为“欧亚人”。《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他们出现在教堂仪式中令伊丽莎白·拉肯斯蒂恩恐惧（“不能让他们做点别的什么事情吗？”等等）。欧洲男子与缅甸女人生下的孩子为缅甸人所容忍，但普遍被统治阶级所鄙视。与外界相对隔绝的殖民地统治者中的精英们又一次创造了与印度不同的情况，强迫英国人与当地的下属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D.J.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