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奥威尔后来才探讨个人的道德观与是否信仰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对于精神信仰问题的极大兴趣却显而易见。他父母在索思伍德镇的朋友凯尔夫人是个天主教徒，曾借了一本书给他——卡尔·亚当的《天主教精神》。奥威尔给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寄给《新英语周刊》，可见他对精神信仰问题的兴趣显而易见。尽管奥威尔并不是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但他在显示自己对当下的宗教政治熟悉的同时，由于说了一句“除了天主教徒自己，很少有人懂得要严肃地看待教堂”，这句话激起了极大的民愤。人们开始争论。著名的天主教护教论者马丁德尔神父也认识凯尔夫人——凯尔夫人可能也把他的《罗马信仰》一书借给了奥威尔，奥威尔在那篇评论中用到了这本书。神父写信给凯尔夫人说，他想见见这个好争论的年轻人，要纠正他的好多宗教观念上的错误。这段时间正是天主教复兴的重要阶段。诺克斯大人和达西神父是复兴的主要人物，报刊读者对他们都很熟悉，当时对吃喝玩乐的享乐生活的追求也风靡全国。奥威尔对卡尔·亚当的书评中所讨论的问题在所有的圣坛和报刊上都受到非议。我们可以说，奥威尔是一个潜藏的天主教皈依者——可能是因为凯尔夫人的一片热心，对于30年代的作家来说，天主教是个很有诱惑力的避难所，在《让叶兰继续飞翔》中，戈登对拉夫斯顿说，在20世纪，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要么选择天主教，要么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这话有夸张的成分，但这确实是20世纪的文化人，特别是作家所接受的选择。
一半出于寂寞，一半出于兴趣，可能还希望给埃莉诺·贾克斯留下个好印象（据她女儿说，她是个“非常崇尚精神追求的人”），奥威尔结交了一个助理牧师，名叫欧内斯特·帕克，是一个比他稍大的年轻人，在赫斯当地的国教教堂任职。这个教堂很注重仪式，不是很遵从那些改革提案。奥威尔很热心，主动要求给教堂画圣像，是一幅圣母玛丽亚的像。他告诉埃莉诺，他要把这幅肖像画得尽量像《巴黎妇人》中的插画。他还暗示会去领圣餐，只是担心面包会咽不下去。奥威尔参加英国国教教堂的真正动机很难猜测，既然他参加了，又为什么不去参加教堂里最重要的仪式呢？他无疑是喜欢这个助理牧师欧内斯特·帕克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喜欢和他相处，但私下里又嘲笑他工作的这个圈子，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一种背叛？奥威尔在给埃莉诺信中的那种挖苦的语气是否仅仅是掩饰他自己内心理不清的困惑呢？不管答案是什么，可以看出他喜欢把埃莉诺当成听众，战战兢兢地提出见面，问她能不能帮他收集一些蛾卵来做自然研究，告诉她他不知道夏天能不能回索思伍德，因为他想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他们本来可以在星期六见面，但是奥威尔收到信晚了，他没法更改日程安排了。6月底，摩尔通知奥威尔，维克托·戈兰兹公司打算出版《小人日记》，不用担心这本书有诽谤和煽动公众的嫌疑了。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奥威尔，促使他加紧创作《在缅甸的日子里》。虽然40英镑的稿酬是偏低了，但是奥威尔还是非常的高兴。尽管这个公司1928年才成立，作为一个出版商，戈兰兹是无名小卒，但这个年轻人的精神追求和出版意识都很先进，前途无量。况且，对于一个在30年代早期签下第一份合约的年轻作家来说这已经非常不错了。月底的时候，奥威尔到亨利塔大街戈兰兹的办公室与他会面，拿了一张修改意见，大多是对其中的一些语言问题和一些带有影射的名字的修改，还有就是要求对查理光顾妓院的描写进行修改。戈兰兹不喜欢这个书名，奥威尔也比较喜欢《穷困女士》这个题目，出自于艾丽丝·梅奈尔的诗。
这个时期结束了，尽管此前奥威尔犹豫不决，他还是回到了索思伍德镇。其中有家里的原因，也有他个人情感方面的原因。在租来的房子里住了好多年之后，布莱尔夫妇从艾达的一个亲戚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终于有钱买自己的房子了（可能不超过几百英镑，因为艾达死后2年房子就以1100英镑的价钱卖掉了）。房子是从奥威尔的裁缝丹尼先生的一位伯祖母那里买的，坐落于主干道的南面，大小适中，朝向街道，房间空间都比较大。因为奥威尔的父母去看玛乔丽，阿弗丽尔的丈夫又在北英格兰，奥威尔和阿弗丽尔就一起收拾房子，住下了。阿弗丽尔记得当时整栋房子只有2个灯泡，他们到哪里就把灯泡带到哪里。奥威尔对“化学实验”的兴趣也再一次被调动起来，他曾试图用一根长橡胶管子从盛满黑糖蜜的罐子和沸水中提炼朗姆酒，不幸的是实验失败了，他造出来一些带橡胶味的纯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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