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奥威尔所处的文学背景也有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倾向于把30年代看成是奥登、斯彭德和衣修伍德的时代，而且偶尔会把他们置于绝对支配的地位而排除了其他所有作家。这个时代的确有他们，但不仅仅只有他们。英国文学生活一如既往地让人感到困惑，有利益相争的群体、新旧等级、独来独往的人、操纵者以及一些无法分类的人。虽然布鲁斯伯里文学社团和西特韦尔姐弟们的20年代的旧势力仍然在不断强大，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更新、更流行的作家聚集成群体，比如，出版寿命不长的《日夜》杂志就汇集了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伊丽莎白·鲍恩、彼得·弗莱明和西里尔·康诺利。伦敦以外，以沃尔特·格林伍德《失业救济金之爱》为例的、一些勉强可以称为现实主义文学和对抗性的工人阶级文学开始在英国扎根。然而，这些革新、实验和政治目的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到中产阶级品味的平静表面。那些颇为平庸的畅销书大家——普莱西里、沃波尔、迪屏——所有这些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中戈登所诅咒过的名人，都顺着现代主义的潮流没有任何阻挡地前行。对于布特的图书馆、文学茶会、由《星期日泰晤士报》主要评论家拉尔夫·施特劳斯发起平和的炉边闲谈，都是一段最好的时期。1936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南摄政街的多兰大厅所举办的读书俱乐部书展活动为期两周，充分展示了当时大众所喜爱的读物。这里观众们可以聆听A.E.W.梅森讲《历史小说》、亚历克·沃如何条分缕析《作家的工作台》、彼得·弗莱明描述《光速旅行》的经历、跟随着多萝西·赛耶丝一起被《谋杀倾向》而吓得要死，或是恭敬地接受库珀关于《传记》的思想。奥威尔在社会生活上和经济地位上都不属于这个世界。30年代，一本畅销“商业”小说的平均预付款是500英镑，约是他年收入的3倍——但这并不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文学圈之外。《让叶兰继续飞扬》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场景：戈登受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之邀参加一个晚会，却弄错了出现的时间，他认为对方是故意弄错时间来羞辱他的，于是，他对主人致歉信的答复口出恶言，由此而毁灭了他通向正式文学世界的仅有之路。与之相反，奥威尔凭借《在缅甸的日子里》的出版恢复了与西里尔·康诺利的关系，在《新政治家》时期认识他是非常有用的。康诺利可能会成为他最可靠最支持他的赞助人之一。认为奥威尔是他那个时代文学界的中心人物纯属胡说，然而如果说他是个永远痛苦的局外人也是无稽之谈。
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文学变得越发政治化。即使对于被《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读书俱乐部所喜爱的文学团体也是如此。在苏联官方保护下的莫斯科实地考察之旅成为30年代现代国际文学上的盛事。甚至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文学界社交名流贝弗利·尼科尔斯也在格拉斯哥的公寓里搜寻一番，看看是否有赴苏理由，结果一无所获。奥威尔当时还没有形成一系列统一的政治信仰，在汉普斯特德的工作让他第一次与那些对政治——左翼政治有强烈兴趣的人们有了天天接触的机会。这些影响一部分反应在里斯身上（《让叶兰继续飞扬》中雷维尔斯顿“多年来”一直试图让戈登信仰社会主义，却从没有成功地引起他的兴趣），但是更大的推动力可能是来自韦斯特罗普一家，他们很久前就是独立工党的成员，也劝人加入。伯纳德·克里克指出了独立工党对于30年代普遍感到不满的左倾作家的吸引力。在凯尔·哈尔蒂支持下早在1893年就成立的独立工党，促进了20世纪初社会主义同盟的形成。工会、中产阶级的费边主义者和醒悟的自由主义者都集合到了工人代表委员会。除了艾德礼是明显的例外，早期的议会工党几乎都是从独立工党中初尝经验。后来成为首批议会大臣的拉姆齐·麦当劳和菲利浦·斯诺登都曾是重要人物。尽管独立工党在30年后已经成为一股微小而排外的流派（安奈林·贝文曾经揶揄他的未婚妻詹妮·李坚持的“贞节”，认为它的确比30年代工党所有宽敞的教堂要好），它以艾伦·威尔金森为代表，这位贾罗下院议员在她所写的一本颇具煽动性的书《被谋杀的城市》中描述了萧条时代她的选民的贫困生活。虽然如此，独立工党的独立地位、反保守而民主的观点、温和的和平主义者观点以及公然的革命性，都对那些在工党主流之外的理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韦斯特罗普一家的联系已经完全超出了这个界限之外，事实上几乎到了正派政治话语的边缘。正是通过他们，奥威尔见到了著名的煽动者、托派分子雷吉·格罗夫斯，他在奥威尔之前也在书店里工作过。这些新的关系至少扩展了奥威尔的政治范围。他们也许没有鼓励他参加某个政治党派，但他们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而之前他是不会考虑或是被这些问题所吸引的。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D.J.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