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通过《让叶兰继续飞扬》一书从文学上和情感上表达了他对所处世界的某种信念。但是，不是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来自他自己的生活。奥威尔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朋友都同意，小说中对书店的模仿最为严肃、沉重。在书里，书店的经营者麦肯尼先生在煤气取暖器旁睡着了，烟把他的白胡子弄得斑斑点点。此时，他那在几英尺以下的痛苦的助手正在计算着逐渐减少的香烟存储、赶走流浪汉、为声音洪亮的女人寻找关于狗的书，心里暗暗鄙视却主持着店里的外借图书馆，把维多利亚经典的书踢到一边来发泄情绪。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爱书角书店有着与小说中明显不同的气氛，它过去的赞助人都记得，这是一家极好的旧书店，有着颇有鉴赏力的收藏，店主是“一对快乐的夫妇”，只有奥威尔关于外借图书馆的描述和这里的现实有些微弱的联系。30年代中期，一个在这里看过书的12岁的男孩回忆说，书店逼仄、布满灰尘、收藏的书堆满书架、快摞到天花板了，它们预示着埋藏的宝藏，“非常让人兴奋”。在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奥威尔提到，这里的工作每天大概5个半小时（这又一次表明了他与戈登的不同，戈登每周工作5天半）。7点起床后，奥维尔在8点45分从楼上下来打开书店的大门，然后在那待上1个小时。从10点半到午饭前，他都在写作。下午2点回书店，在那一直待到6点半。
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在30年代还有比这更差的条件，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在《时代周刊》做助理编辑。奥维尔的休息时间正好是他头脑最敏锐的时候，这一点很幸运。他可以打着哈欠度过长长的下午，真正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别人对他做书店店主助手还有些模糊的印象。后来与他一同在西班牙的战友、然后成为他在《论坛报》时的同事金奇，从未看他坐下过。他站在书店的中央，看上去像一个“让人难以亲近的人”。除了收藏书和外借图书，这个书店还有其他不同的副业，如二手打字机和邮票。金奇记得这样一个情景：高高的、阴郁的他在店里走来走去，“就像一头瞪羚”，后面远远地跟着一个男孩子，交给他一包邮票。还有别的证据可以证明，当奥威尔在店里时，这里隐隐约约有一种让人感到害怕的气氛。作家彼德·范西塔特在上学的时候来过爱书角书店，他还记得这个“不太有礼貌”的助手想要向他推销《马达加斯加商船号角》，却没有成功，他坚持购买了沃德豪斯的《少女的烦恼》。
尽管《让叶兰继续飞扬》的结尾是乐观的，但这本花了他在韦斯特普罗书店里15个月时间的小说是一本表达忍无可忍感受的书，充满了对戈登·康姆斯道克想要融入的文学世界以及对拒绝和漠视的愤怒之外的更广阔环境的深深失望，谴责了喧嚣纷乱的生活迫使他出卖自己虽然少却真诚的才华。戈登也不安地感觉到，他对窗外混乱的挣扎和愤恨越发地无关紧要了，这也许正是标志了30年代反英雄的某种东西。从某种程度上看，与其说《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一本关于一个觉得自己被排挤在文学大本营之外而挣扎的诗人的小说，不如说它是描述了某个人认识到，现在并不令人满意的生活将要被另一些更糟糕的东西所湮没，而他试图去预见未来。因此，把奥威尔置于他所处的大环境下来看，了解他在职业上、社会生活上和政治观点上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正是30年代中期，欧洲大陆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担忧。6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很容易把30年代看成一段单独的、没有区别的时间段：领救济品的长队；轰炸机突袭格尔尼卡四散的人群；火炬在马刺靴子前闪烁；潮水般飘扬的小旗子。这些都是当时典型的形象。再回到奥威尔自己的职业领域，如果没有意识到那种深刻的、常常会发展成完全恐惧的不安全感，是无法去阅读在1935年以后所写成的任何一本严肃的英国小说。而且，当时的迹象也表明，可以把30年代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从1929年到1931年间的萧条期，以国家政府的成立而结束；一段时间的恢复期，此时希特勒的势力在别的地方不断增强；1936年佛朗哥攫取了西班牙政权并开始了3年的内战；随后是确定的“战前”时期（这在当时的小说中有所体现），此时，人们都意识到武装侵略已经不可避免。“1933年到1936年是仅有的愉快时期，”亚历克·沃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沃是一个花花公子般的作家，娶了个富有的妻子，她对贾罗地区的贫困比不上对新闻纪录片亲切。但是，很多没有4位数收入的人都这么认为，这是德国纳粹首次袭击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和开垦德国西部莱茵兰地区的时代，也是斯坦利·鲍德温“安全第一”和哈利法克斯勋爵温和外交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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