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了些什么？”
“自然啰，他说您到了巴黎，还说您想……”
“我知道了：他说‘我想要露一手’。”
“我该走了。”吕卡结结巴巴地说道，神色显得有些慌张。
梅格雷又要了半公升啤酒，继续专心致志地画他的长方形，而此刻，大部分桌子上都在谈论他。
梅格雷在原来的座位上吃了午饭，阳光恰好照到他的椅子上。司法摄影师也在不太远的一张桌子上就餐。梅格雷喝着咖啡，手里拿着铅笔，嘴里自言自语地重复着：
“佩皮多在这儿，倒在两排桌子的中间。凶手不愁没有藏身之地，躲在哪儿都行。他开枪时，准没料到菲利普这个笨蛋也在场，接着他到办公室去想取走什么东西。他刚把枪放在桌子上就听到有什么声响，立即又躲了起来。总之，后来他们两人就象玩捉迷藏游戏似地躲来躲去……”
事情大体上就是如此，不必另找什么解释了。凶手最后溜到门口，没有被发现，就跑到了大街上，而菲利普却在大厅里耽误了时间。
事情发展到此，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任何一个傻瓜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这么做的。可是下面的一步棋很凶：找一个人作假证，把罪名栽在菲利普的头上。
果然，不多一会儿，这一切都实现了。凶手在深夜一条僻静的街上找到了他的同伙。那个家伙在菲利普出门时故意撞了他一下，接着就奔向正在布朗舍广场值勤的警察。
“喂，警察先生，我刚才看见有个家伙从佛洛里阿酒吧间出来，好象干了什么坏事似的，鬼鬼祟祟地连大门也来不及关上就逃跑了。”
梅格雷不必仔细观察在餐厅里喝啤酒的那些同行，就可以精到老便衣正在对年青警察低声说话的内容：
“你们听说过梅格雷警长吗？喏，就是他！”
不喜欢他的阿马迪约一定在司法警署的过道里扬言：
“他要想露一手。那好，咱们等着瞧吧！”
已经下午四点了，菲利普还没有来。报纸已经出版，各报上都登载着案件的详细报道，包括便衣警察菲利普的供词。这又是阿马迪约玩的一个花招。
在警察总署，人们忙得不可开交，有的打电话，有的查阅档案，有的听取证人的证词和告发者的检举揭发。
梅格雷把身子蜷缩在椅子里，鼻孔微微地颤动着，忍着性子继续用铅笔画了几张图。
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抓住谋杀佩皮多的凶犯，然而，他现在心里不那么踏实，有些胆怯，还没有把握是否一定会成功。他默默地观察着年青的便衣警察，很想知道他们对他的看法。
六点差一刻的时候，菲利普终于来了。他在餐厅里站立了几分钟，仿佛是强烈的灯光把他照得目眩眼花。当他坐到梅格雷身边时，他试图装出一副笑容，合含糊糊地说道：
“可真够长的了！”
他疲惫不堪，用双手搓着前额，好象要把头脑里乱糟糟的思想略微整理一下。
“我刚从检察院来，预审法官审了我一个半钟头。他先让我在过道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
餐厅里的人都在注视着他们。当菲利普讲述他的遭遇时，梅格雷的两眼瞧着对面的顾客。
“您知道吗，姨夫，事情要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
每句话对警长来说都能引起共鸣。他认识加斯唐比特法官，那是个矮个头的巴斯克人，对上谨小慎微，对下目中无人。他总是字斟句酌，每句话都得考虑好几分钟才说出口来，脸上的神情似乎是在说：
“你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梅格雷也很熟悉检察院楼上的过道，那里总是挤满了由宪兵看守着的被告，长凳上坐着等得不耐烦的证人和流着眼泪的妇女。让菲利普在那儿等那么长的时间，这是故意的。
“法官要我什么事也甭管了，叮嘱我在预审结束前不要走任何门路。我应当把自己当作是个暂停职务的人，听候他的发落。”
新大桥酒家每天最热闹的时刻到了：晚上喝开胃酒的时候，这家酒店总是门庭若市。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烟雾从烟斗中、烟卷上缓慢地升起来。新进来的顾客远远地就向梅格雷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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