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可能的！他臆想着届时必定会有的场面。然后还要到警察分局的办公室回答同样的问题，接着再到调查法官的办公室再重复一遍。
他没有做任何坏事。事实上，他也没有产生过要为人效劳的欲望。可以说是别人强迫他干的，完全是在一种偶然的场合下给别人帮个小忙，他绝不是心甘情愿地去敲阿尔莱特·斯多布的门的。尽管在他的钱夹里放着一张写有她名字的纸条，几分钟前他根本不认识她。
看她的样子的确象是死了。两手冰凉。他只知道她在高筒袜外面套了双高跟鞋，穿着一身浅玫瑰红的连衣裙，外表象个已婚妇女。在死神以某种方式袭击她的时候，她正忙着穿衣服。
她当时只剩下穿连衣裙，随后再提起放在沙发上的手提包了。
客厅的气氛很有诱惑性。除了浴室、厨房外，可能还有一个房间？莫非是夜间把沙发改为床用？他不得而知。他一味地猜想，却毫无结果。
然而，在被询问此事时，他无权回答说一无所知。
“47法郎……”
他递过去那张十法郎票子，同时心里犹豫着是否可以把手提箱丢在车上。说不定在他乘车奔赴巴黎之前就会有人找到他，因为他那身奶油色的西装在他从威尼斯到此地九个小时的旅途中已被揉搓得皱皱巴巴的，构成了一个极易辨认的特征。
现在才六点半。在利都，多米尼克和孩子们已经穿上浴衣，带着小桶、铲子、吹圆了的气球和鼓囊囊的口袋离开了海滩，返回寄宿户，因为海滩上一到夜晚通常很凉。
“就同意我明天早上再洗澡吧，妈妈……你瞧我一点也不脏……”
每天晚上都来这一套！
“你们俩浑身都是沙子……”
“沙子并不脏……海水净化一切。”
一般情况下，多米尼克就该呼叫了：“朱斯坦！让他们听话。只要你女儿不争辩……”
他走进车站的洗漱间，又想把手提箱扔在那儿，但他明白，此举肯定要被人发现，于是他又失望地走上来了。
他几乎想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用手托住脑袋，任凭事态发展了。
还要等差不多两个小时，极其危险的两个小时。
不管有没有道理，他认为一乘上火车就会安全，特别是过了边境之后。
他推开了一等车厢的餐厅门。没有站立坎酒的酒吧，他只好坐下来要了瓶威士忌。这在他是很罕见的，他平时除了佐餐喝点葡萄酒外，几乎不喝酒。使他产生品尝香槟汽酒念头的，正是那位陌生人。结果他一天之内喝了五、六瓶。
“我是个有教养的人！”
他一直是这样的人。他办事总是尽心竭力，就象他在那结束的海滨度假期间的所作所为那样，尽管他从第一天起就十分反感。
寄宿户的卧室很狭小，也没有舒适的设备。有时要等上半小时，走廊尽头的淋浴室才能空出来。孩子们坚持让父母房间与他们房间之间的门整夜开着，于是两周之内他和妻子只能偶尔偷几分钟的空儿亲热亲热，中间还不时被多米尼克的“嘘……”声和“当心”声打断。
他有必要象个罪犯似地自我责备，并在行动上也真的象个罪犯吗？
那位陌生人为什么偏偏在火车穿越多莫多索拉与布瑞格之间漫长的圣普龙隧道时消失不见？一天来他的情绪绝不象一位准备自杀的人。
但是他找了个借口——因为这越来越象是借口了——他把一件似乎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一天前还不认识的卡尔马。
这个手提箱现在就放在他身边的椅子上，里面放着什么呢？如果他没有自杀，他为什么，又是怎么样失踪的呢？是不是在他走进或走出卫生间时有人把他从火车上推了出去？这比说他混入人流去了布瑞格更可信一些，因为那里是边防检查站，不管在火车上还是在出站口，全体旅客都要受到检查。
“小姐，”他边喊边用手指打了个响儿，好引起女招待的注意，“请再来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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