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淡淡一笑，神情忧郁。
“流亡者，这可是个悲剧性的主题……但您是怎么知道我叫斯蒂奥巴的呢？……”
“我……不……我……”
“叫我斯蒂奥巴的人，大多数已经谢世，今天还健在的屈指可数了。”
“就是……那个佐纳基奇……”
“我不认识。”
“我可以……向您……提几个……问题吗？”
“好的。请您跟我到我的家里去，我们到那里好好谈吧。”
我们来到朱里安-波坦大街，先是通过一个能通车辆的大门，然后穿过一个周围都是建筑群的街心广场。我们乘上一部木制的电梯，它的门是双扉的，外面装着铁栅栏。电梯里面很狭小．而我们的身材又高大，两人为着防止额头相撞，只好把低着的头扭向板壁。
他住在六层楼上一个有两间房的套间里。他在他的卧室里接待了我。他躺在床上。
“请原惊，”他对我说。“天花板太低了。人要是站着，就会透不过气来。”
确实，我的头顶离开天花板只有几公分，因此我不得不弯着腰。此外，我们两人都得矮一个头，才能走过那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洞。我想他住在这里，额头常常要碰破的。
“您如果愿意的话，也这么着……请躺下来……”说着，他指给我一张小的、浅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它靠近窗户放着。
“请不要拘束……您躺下来会好受得多……即使是坐着，也会感到象是关在一个过于狭小的笼子里似的……如果，如果……还是躺下来吧……”
我躺了下来。
他扭亮放在床头柜上的一只罩着橙红色灯罩的台灯。灯光投在天花板上，显出了一个柔和的光点和一些暗影。
“这么说，您对流亡者感兴趣啦？”
“非常感兴趣。”
“不过，您还很年轻……”
年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是年轻的。墙上挂着一面镶在金质镜框里的大镜子，它就在我的旁边，我照了照自己的脸；年轻吗？
“啊……我不象您说的那么年轻……”
一阵沉默。我们各自靠在房间的一侧躺着，活象两个大烟鬼。
“我刚刚参加了一次丧事活动，”他对我说。“很可惜，您以前没有见到过那个现在已经死去了的老太太……要不然，她定会给您讲很多的事的……在流亡者当中，她生前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是这样吗？”
“这个女人胆子很大。起初，她在蒙塔博尔路开了一家小茶馆，帮助大家……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他坐在床沿上，弯着背，双手交叉着。
“那时我十五岁……推算起来，那一代人现在不会有多少人剩下了……”
“还有……乔治·萨谢尔……，”我随口说。
“他活不了多久了。您认识他吗？”是那位“石膏”老人，还是那位长着象蒙古人那样秃头的胖子呢？
“请听我说，”他对我说，“我不能再谈这一切了……这使我太痛苦了……干脆，我给您看看照片好了……照片的背面写着名字和日期……您自己去搞清楚吧……”
“您这样费心，真是太谢谢了。”
他对我莞尔一笑。
“我有一大堆照片……我把名字和日期写在背面，因为人们什么都会忘记的……”
他站起来，弯着腰走进隔壁房间。
我听见他打开抽屉。接着，他手里捧着一只红色大盒子回来，然后背靠着床沿坐在地上。
“请坐到我身边来。这样，看起照片来会更方便些。”
我坐过去了。盒盖子上，用哥特字体①刻着一个糖果商的名字。他打开盒子，里头全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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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二世纪开始使用的一种字体。
“主要的流亡者，”他对我说，“全都在这里了。”
他把照片一张一张地递给我，同时告诉我他在照片的背面所读到的名字和日期，这些俄国人的名字时而象打击饶钹的声音一样洪亮。时而变得如哀似怨、几乎哽咽无声，从而使他的本来是冗长单调的叙述，显得特别的铿锵。特罗维茨库伊、奥维利阿尼、切列麦捷夫、加利京、叶里斯托夫、奥鲍连斯基、匹格列钦、恰夫恰瓦杰……有时，他向我要回一张照片，又重新看看背面的名字和日期。这是一些宴会上的照片。在大革命以后，鲍里斯大公爵还在巴斯克城堡里大摆酒席。这是摄于一九一四年一次晚宴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们笑逐颜开……还有一些照片，上面是彼得堡亚历山大中学一个班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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