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能帮我买份报纸吗？”他对我说。
他做出往口袋里模着硬币的样子，我止住了他。
“甭找了……”
“那就谢谢了。您帮我买份《刺猬》。哎呀，再一次谢谢您了……”
我兜了很久，才在凡尔赛林荫大道上发现一个报贩。《刺猬》是一份用略微带些绿色的纸张印刷的出版物。
他用食指蘸着口水一页一页地园着，皱起眉头读着。我呢，我就瞅着这位胖胖的、头发金黄、蓝眼睛、白皮肤的人读着他那份纸张略微带些绿色的报纸。
我不敢打断他的阅读。最后，他看了看他那小小的手表。
“该走了。”
到了夏尔-马丽-维多尔衔，他坐在他车子的方向盘前，我让他等着我。我再次亡立在俄国教堂前，不过这次是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一个人影也没有。也许他们都已经离去了吧？要是那样，我就不会有机会再找到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的踪迹了，因为这个名字没有收进巴黎的《博坦》。在对着林荫道的彩画玻璃窗的后面，大蜡烛一直在燃烧着。我以前认识这个现在大家为她做弥撒的老妇人吗？如果我那时经常和斯蒂奥巴来往，他很可能会把他的朋友们分绍给我，其中也许就有这位玛丽·德·罗泽纳呢。在那个时候，她当比我们年长得多。
他们走进去的那扇门一定是通向举行宗教仪式的小教党的，我目不转睛地注视者那扇门。它突然打开了，戴着火枪手高帽子的金发女人在门口出现了。搭着黑披肩的棕发女人跟在她的后面。接着是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那父子俩，他们搀扶着那位“石膏”老人，后者此刻正同长着蒙古人脑袋的秃顶胖汉在说着什么。胖汉俯下身子，把他的耳朵几乎紧贴在老人的嘴上，因为那个“石膏”老人的声音确实轻得只有一口气了。其他的人也跟着出来了。我注视着斯蒂奥巴，心里怦怦直跳。
他终于随着最后一批人走了出来。他身材非常高大，又穿着海军蓝呢大衣，使得我能够牢牢地盯住他。他们人很多，至少有四十个。大多数的人都上了年纪，不过我也注意到有几个年轻的女人，甚或还有两名儿宣。大家都停留在林荫道上，彼此说着话。
那条林荫道，此刻真象一个外省学校课外活动的院子一般。他们把那位脸色白得象石膏的老人安顿在一张长椅上，轮流到他跟前问长问短。他是谁呢？是不是就是报上讣告中提到的那个“乔治·萨谢尔”呢？还是“年轻侍从学校”的一个老校友呢？他也许在旧制度崩溃以前，在彼得堡①或者黑海之滨，同这位玛丽·德·罗泽纳太太还有过一段短暂的罗曼史呢？那个长着蒙古人眼睛的、肥胖的、秃顶的人，也被很多人围着。那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父子俩，在一群一群人的中间来回走动，他们就象社交场中的两个伴舞，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他们看去自命不凡，那个为父的还不时仰头大笑，——我认为那样是很失礼的。
斯蒂奥巴呢，他同戴着灰色火枪手帽子的女人在严肃地交谈。他搂抱着她的胳膊和肩膀，这是一种既亲切又尊敬的表示。他从前准是个美男子。我看他已有七十岁了。他的脸显得有点臃肿，头顶已经秃了，但鼻子相当大，昂着头露出一副高雅的神气。至少，这是我从远处看去所得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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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圣彼得堡，从前是俄国京城，现名列宁格勒。
时间在流逝。将近半个小时快过去了，但他们却还在没完没了地谈着。我真担心他们之中有人最终会发现我正站在人行道上。那个出租汽车的司机呢？我三步并作两步地折回夏尔-马丽-维多尔街。出租汽车的发动机一直开着，司机正坐在驾驶盘前埋头读着他那份纸张略微带些绿色的报纸呢。
“好了吗？”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也许还得再等一小时。”
“您的朋友还没从教堂里出来吗？”
“出来倒是出来了，但他正在和其他的人聊天呢。”
“您不能叫他过来吗？”
“不能。”
他的一双蓝色大眼睛带着一种不安的表情凝视着我。
“请您不必担心，”我对他说。
“我是为您考虑……因为我不得不把计费器开着……”
我重新回到了俄国教堂对面的我的岗位上。
期蒂奥巴已经向前走了几米。确实，他已经离开了林荫道的深处，走到人行道上了，处在由戴着火枪手帽子的金发女人、搭着黑披巾的棕发女人、长着蒙古褶眼睛的秃顶男子以及另外两个男人所组成的包围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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