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基思心中的问题至少有一个得到了解答：巴克斯特警长已经知道他回到了斯潘塞城。然而，巴克斯特太太是否也知道呢？
他曾经推想过克利夫-巴克斯特在听到妻子的旧情人回到小城时的反应。大城市里到处都有人们的旧情人，这种事通常不是个问题。甚至在这个斯潘塞城，无疑也有许多结了婚的男男女女婚前同别人有过性关系，而且现在依旧同住在一个城里。这次的问题出在克利夫-巴克斯特这方面；如果基思猜得不错，他缺乏某种老练和机敏处事的能力。
安妮在她的任何一封信里都没说过他一句坏话，哪怕在字里行间也没有。但从基思所记得的克利夫-巴克斯特的为人和这些年从他家人那儿听到的消息来看，事情要比没说出来的严重得多。
基思从来没打听过关于克利夫-巴克斯特的事，但他的母亲——上帝保佑她——在信中总是提到一两句关于巴克斯特两口子的话。这些话并不过分隐晦，而更多的是类似这样的话：“我真不懂这个女人看中他什么。”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我前几天在街上碰到安妮-巴克斯特，她问你好。她看上去还像个年轻姑娘。”
他母亲原来就一直喜欢安妮，总想让她傻乎乎的儿子娶这位姑娘。在他母亲那个时代，求婚便是结婚的前奏；如果一个求婚男子把一位姑娘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带出去野餐而损害了她的名誉，却又不正式娶她，那么他真的会因为不履行诺言而被起诉。基思笑了，这个世界变化多大呀。
他父亲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却对现任警长大加抨击，但他的话仅限于公众事务的范畴。不论是性、爱、婚姻，还是安妮的名字，都从未出过他的口。但他的感觉基本上同他妻子是一样的——这孩子把一桩美好姻缘搞吹了。
然而，他们不能理解六十年代末的这个世界；对压力和紊乱的感受，年老一代不如年轻一代那么深。的确，这个国家变疯了。在这种疯狂之中，基思和安妮迷失了方向，继而又失去了对方。
在他父母离开故乡以后的这五年里，他不再听到关于斯潘塞城或巴克斯特警长的消息，也不再听到关于安妮身着花马甲裙走过县政府广场时是多么漂亮的消息了。
这倒也好，因为她母亲虽是善意，却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
基思驾车缓缓通过市区，然后掉头向南，开上粟子街，越过铁路，穿过小城的贫民区，经过货栈和工厂区，最后出城进入开阔的乡村。
他又看了看后视镜，后面没有警车跟着。
他不知道克利夫-巴克斯特警长还要搞什么鬼把戏，但那没关系，只要他们俩的行为都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基思不在乎小小的骚扰；实际上，他反而因此而老练起来。在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受到骚扰是一种最高的褒奖，那说明你活儿干得不错，对方在慢慢表达他们的不快。
克利夫-巴克斯特如果沉住气，暂时按兵不动，那倒显得更聪明一些。
不过，基思怀疑，巴克斯特并没有那份耐心，也不懂计谋。他无疑是狡猾和危险的，但正如极权国家的警察，他太习惯于立刻得到满足了。
基思站在巴克斯特的立场上想了一下。这个人一方面想把基思-兰德里立刻赶出城去，可他狡猾的另一面又想挑起一个事端，借以逮捕对方或者让对方吃子弹。
基思明白，归根结蒂，这个小城无法同时容纳基思和巴克斯特这两个人；如果基思留下来，有人可能就会受到伤害——
第二个星期平静地过去了。基思利用这段时间在院子和房子内外干了一些活儿。他锄去了菜园子里的荆棘和野草，翻了地，撒上一些麦秸以防止野草复生和阻止风把表层的土壤吹掉，他从爬满葡萄藤的棚架上摘获了几串葡萄，并修剪了藤枝。
基思把枯死而倒下的树木收集起来，锯短并劈成柴火堆在后门附近。他花了两天时间修补篱笆，然后开始清理工具间和谷仓。他身体健壮，但干农活却似乎特别累人。他记得，在他的少年时代，一天活干下来，吃过晚饭后连去会朋友的力气都快没了。他父亲就这样整整干了五十年，现在这位老人理所当然有资格坐在佛罗里达他住所的天井里，观赏他的桔子树了。他弟弟不愿为菲薄的收入而继续干那已有一百五十年传统的累断腰的农活了，他并不责怪弟弟；当然他同样也不责怪自己或妹妹。不过，如果他家有个内德叔叔那样的人来继承传统，那就好了。至少他父亲不会把地卖掉，而会维持他家的这个农场。现今，大多数农民都把农场整个儿卖了；如果他们有什么遗憾，你也不会听到。他所认识的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从佛罗里达或者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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