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汤姆和朱迪就像他们做实验的动物——天真、愚蠢，从他们踏上普拉姆岛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结果。
信的末尾是：
“约翰，我们俩非常喜欢你相信你，而且知道你会尽可能伸张正义。
爱你的汤姆和朱迪”
我放下信，呆呆地楞了许久。
如果这封信能早一点到我手中，那我这一周的经历定会大不一样。当然爱玛会还活着，虽然我可能永远没有遇见过她。
一百年前，人们只是偶尔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然后被迫选择一个方向。今天，我们生活在集成锌片的世界中，每毫微秒就有一百万条线路在打开和闭合。更糟的是，按钮掌握在其他人手中。
我花了近半小时仔细思考人生的意义，这时门铃响了，打开后进来的是警察，尤其是来自国内事务局的一帮小丑，好像为了什么原因对我有些恼怒。跟着他们我到了第一警视厅，详细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回电话，为什么不参加会面，更不用说在南侯德镇兼职做警察。我的土司沃尔夫中尉也很不高兴。法纳利也在，我俩对重逢感到喜悦，还大笑几声。
不管怎样，头头们讲了一大雄废话，一一列举我惹下的麻烦。我只好叫来律师和侦探人才协会的代表。傍晚时分，我们达成一项协议。
这就是生活。生活的意义和善恶、对错、职责、荣誉、祖国和其它任何东西都没多大关系，而是在于如何达成恰当的协议
第10大道上下了一场小雪，我站在六楼上看着雪花在下面街灯和桅灯的四周飞舞。
我班上的学生鱼贯而人，但我没有回头去看。这是新学期的第一课，虽然还没有看到花名册我估计能有三十个左右的学生。这门课名称是刑事侦察(T09号)——副标题是他杀调查，每周三上课两小时，一共十五次课，外加讨论课，总共三个学分。我们将在课上仔细研讨各种刑侦技能，包括保护犯罪现场、调查取证、保护证人证物和审讯技巧，还有和诸如指纹技术人员和病理学法医等其他专家之间的工作关系。最后四次课我们将研究一些著名的他杀案例，但不会讨论长岛北福克县的多起谋杀案。我总是在上课一开始就把情况讲清楚。
上我这门课的学生通常情况下各种人都有：有借钱专程来纽约拜访名侦探的警察崇拜者；有来自城市或郊区的穿制服的警察，他们要么把眼光盯在金盾徽章上，要么想着怎么快点晋升。时不时地还会有些辩方律师想从我这学习怎样在技术细节上证明那些社会渣滓一样的当事人无罪。
有一次，我遇到个家伙每次都来上课，仔细听讲，课程得个优等，但出去之后就谋杀了妻子的男朋友。他自己认为干得天衣无缝，却被一个证人无意中瞧见，结果还是被送进者斯巴克监狱。这只是说给你听听，我觉得他还是该得那个优等成绩。
我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下面还有课程名称。这样做是为了那些未来的福尔摩斯们，他们需要比指导老师名字和教室号码更多的东西以确信自己没有走错地方。
因此，我和纽约警察局协议的一部分便是他们答应认可我的四分之三伤残补助，放弃准备所有起诉，并帮助我得到一份副教授教职和在约翰刑侦学院教两年刑事侦察的课程。纽约警局和这个学院联系很紧密，所以这对他们并非难事。而我这边必须退休，对警局和上司作出积极的公开评价。我终于结束了，每天坐在地铁里，我都大声宣布，“伟大的纽约警察局，我爱沃尔夫中尉。”
这时上课铃响了，我从窗口走到讲台上，然后说，“晚上好，我叫约翰-柯里，以前是纽约警察局谋杀科的一名侦探。在你们的课桌上可以看到一份课程大纲、参考必读书目以及适合作论文和设计方案的若干论题。”我又说，“你们将要在课内作完设计方案。”这样可以把我须要讲授的三十个小时削减掉相当一部分。
我又唠叨了一些成绩和出勤等方面的情况。看着前几排学生的眼睛，发觉他们的年龄从十八岁到八十岁不等，大约男女对半。有白人、黑人、亚洲人和拉美人，有个家伙戴着穆斯林的头巾，另两名妇女穿着印度莎丽服，还有一名穿着罗马式护肩的牧师。只有在纽约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猜他们惟一共同之处就是对谋杀侦察感兴趣。谋杀既令人害怕又引人人胜，它是最大的禁忌，或许是任何时代各种文化都要谴责的一种罪行，而且被视为反社会、反部落、反群体和反个人的头等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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