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努力阐释这些现代主题时，作家从未忘记自己深深扎根的西方文学传统，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大量文学典故的运用当中。作者的靡页题词选自美国著名发明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本-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三个人也能保守秘密，如果其中有两个人已经死了。”这种黑色幽默不仅道出金钱等物质利益是构成人际关系的基本性质这一具有共通性(universality)的哲学命题，而且使小说从通俗的侦探题材上升到发人深思的意义层面。作者通过多次引用莎士比亚的比喻抨击金钱的罪恶魔力——“能使圣人堕落的黄金”，充分揭示了小说主题。类似的还有弗兰肯斯泰因之于高科技应用、爱伦-坡的意象、弗洛伊德主义、靡菲斯特的出现以及很多莎士比亚的诗句典故。这种“文学典故通俗化”的写法是现代甚至后现代情境下小说创作的一大走向和特色。这和很多杂志、出版社所推行的“学术平民化”的尝试，其实都有着提高读者品味、让严肃文学走下神坛的不谋而合之处。这也是本世纪“接受美学”理论推广、高科技日益发达和小说适应时代挑战的必然结果。德米勒在他的小说中以幽默而又不乏学术素养的方式让广大读者沉浸在文化传统的“游戏”中。
说到“游戏”，其实正是后现代小说的重要特征。从情节上看，德米勒并没有让故事的发展受其语言文风的过多干扰，而是和现实主义的题材相一致，遵循时空转换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虽然其中各章节颇有“蒙太奇”的味道。作者以“合——分——合”为总体叙述框架，在第二部分即小说的主体部分中充分体现了他善于讲故事的才能。从谋杀案发端，主人公约翰便被陆续卷进勘查现场、调查证人、探访普拉姆岛和匹克尼克历史协会、海上历险以及最后和托宾的决斗等一系列情节中。围绕破案出现了多种可能，主要人物便就有多种选择，而读者则面临着多种猜测。这使宛如游戏一般，对于主人公，各种疑问并非使用排除法就可以逐一解决的。多条线索也只是到全书的三分之二之后才初见端低，读者这时除了对主要线索清楚外，其它的破案线索依旧朴朔迷离，互相交织在一起，甚至到了故事结尾有些疑问也不得而知。对于读者，跟随着主人公约翰的视角在几种线索和可能间排捆并非完全地被动，我们的好奇心和想当侦探的欲望从潜意识中被深深地激活。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作者“形散而神不散”的叙事技巧。读罢全文，读者会感到达部故事中的各种情节符号就像播撒的种子一样被烟熟的农夫均匀却又不单调地撒播在田间的各块地上。当错综复杂的线索元素和情节符号极不着痕迹地安排进文本中后，它们期待着作家、主人公和读者都来参与故事意义的重组，这种看似传统的叙述便有了颇为现代的叙述技巧，读来既饶有趣味、引人人胜，又化被动为主动，让读者处在与主人公、作家平等的地位，至少在阐释故事的过程方面有同等的效果。
在曲折迷离的故事情节中，作者德米勒显示出在诸多领域绝对内行的专业知识，使整部小说像百科全书一样叫人大升眼界，也么令每个读者读完全书后对众多领域的科技知识有相当的认识。作品写于一九九七年，紧扣世界时事，因此我们可以在第12章跟随卓纳教授系统了解生物实验基地的高科技和埃博拉之类的生物病毒。第30章到第35章的飓风浩劫和海上惊险足以使我们充分了解游艇、飓风和纽约附近海湾的航海常识。此外，还可以涉猎复杂有趣的侦探程序和远达十六与十七世纪的考古及档案知识。读罢全书，我们不能不惊叹作者广博的知识和敬业精神，这和一些从不体验生活的三流作家相比大相径庭。应该看到，现代通俗小说作家大都在某一领域十分擅长，如美国的格里森姆的“法律小说”、中国香港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等。但这部小说的作者德米勒则充分显示出在多个领域的内行知识，不能不叫人惊叹，也只有这种近似内行的表达方式才能具正征服读者；中便是编造出来的技术，也需要坚实的内行功底。
《荒岛夺命案(3)》另一个写作特色就是以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为叙述视角，以后现代的叙事风格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幽默风趣而又具有叛逆性格的“嬉皮士”侦探。主人公约翰-相里(JohnCorey)的英文简写为“J.C.”，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耶稣基督(JesusChrist)的简称相同，作者的寓意就在于这个主人公在物欲横流、价值颠覆的后现代社会中承担看近似“现代基督”的重任。但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是，这位“现代基督”作为警探却从不严肃说话，惯于冷嘲热讽，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投去巴首般的讥硝与揭露。他自我总结道，“我是一个拥有很多偏见的人，我为这些偏见而恨自己，但我是我这个年纪、性别、时代和文化的产物。”这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美国战后的社会风气的变迁，由反叛到保守。所以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社会又趋向于保守思潮，而作者笔下的“现代基督”正是在保守、富足和表面繁荣的后现代工业社会下的新“反叛者”。但与六七十年代的“雅皮士”、“嬉皮士”以及崇尚暴力的旧的反传统者不一样，约翰-柯里以冷静的目光审视周围生活，又以高傲的语气昨晚一切，痛恨一切虚伪、堕落、奢华和行尸走肉般的现代生活。这使我们想起五十年代轰动一时的美国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书中少年主人公痛斥一切虚伪的行径，与约翰-柯里不无共同之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美国社会文化在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有针展现实社会风气的优良传统，在近半个世纪的通俗文学中亦有一脉相承的体现。主人公约翰时刻对既定的事实或规章制度进行解构性的反思与质问。他从不按照书本上的程序进行推理和破案，总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不怕显赫的要人和生物病毒扩散的谣传，对生活总是充满信心和乐观的希望。他善于凭直觉在高科技的理性时代里我行我素，对爱情执着地追求，对警察事业忠诚热爱。而当他失去爱人和心爱的工作之后，内心的悲伤终究难以被表面的冷峻随便掩盖。德米勒在小说中自始至终对约翰(即第一人称“我”)的心理活动费尽笔墨，以对白、自白等形式展现了一个“现代基督”的复杂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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