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等明天我们带你一去俱乐部，所有的男士都该有多开心啊！他们孤单着呢，可怜的家伙们，从来见不到一张新面孔。你在巴黎呆了整整两年？难以想象那里的男士居然没有向你求婚。”
“恐怕我没有接触过多少男士，婶婶。只有些外国人。我们的生活很安静。而且我还要上班，”她补充道，自认这番坦承有些丢面子。
“当然喽，当然喽，”莱克斯蒂恩太太叹息道。“到处都会听到这种事情。漂亮女孩子要工作才能养活自己。这太遗憾了！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可怜女孩在找丈夫，这些男人居然还一直独身，实在太自私了，不是吗？”伊丽莎白没有答话。莱克斯蒂恩太太接着叹气说道，“我敢说假如我还是个年轻女孩儿的话，我谁都会嫁的，真的谁都嫁！”
两个女人的目光相对。莱克斯蒂恩太太其实还有好多话想说，可她无意多言，只是间接暗示。她的话语有很多都是通过暗示来表达的，不过实际上，却往往把自己的意思弄得非常明显。她讲话的口吻也是温和而客观，就好像正在谈论一个笼统的话题似的。
“当然啦，这话我可得说。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如果女孩子没有嫁出去，那可是她们自己的错儿。有时候，咱们这里也有这种事儿。我记得不久之前——有个女孩儿跟着她哥哥过来呆了一整年，各种类型的人都向她求婚——有警察、林务员、前途相当好的木材公司职员。可她全都拒绝了，我听说她想嫁个驻印政府公务员。这倒好，你猜怎么着？她哥哥当然不能养她一辈子啦。如今呢，我听说她回国了，可怜的小东西，当起了什么女助工，其实就是个佣人。一个礼拜才十五先令！一想到这种事，你说难道不可怕吗？”
“很可怕！”伊丽莎白应道。
这个话题到此即止。整个早上，从弗洛里家回来之后，伊丽莎白都在向婶婶和叔叔讲述自己的历险。他们正在摆满鲜花的桌上吃早饭，头上转着吊扇，高如鹳鸟、穿戴着白色外衣和头巾的穆斯林管家手拿托盘，站在莱克斯蒂恩先生的椅子后面。
“噢，对了婶婶，有件事情好有趣！有个缅甸女孩儿来到阳台上。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缅甸女孩儿，至少并不知道她们居然是女的。真是古怪的小东西啊——她那黄色的圆脸儿，还有头上乱糟糟的黑发，简直就像个玩具娃娃。看起来她也就十七岁的样子。弗洛里先生说，那是她的洗衣女工。”
印度管家挺直了长长的身子。他朝下斜瞟了伊丽莎白一眼，眼珠子在黝黑的脸上显得又白又大。他的英语讲得很好。莱克斯蒂恩先生刚从盘子里叉起一块鱼，他的手停在半空，大嘴还张着。
“洗衣女工？”他说。“洗衣女工！我说，真该死，这肯定不对啊！你知道吗，在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洗衣女工这回事。洗衣服这种活儿都是男人来干。依我说——”
而后，他突然打住了，就好像有什么人在桌子下面踩了一下他的脚趾头似的。
作为殖民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属印度地区（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以其异域的景致和情调、同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习俗，给英国作家提供了一个极为理想的创作背景。于是我们看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批判声中，在现代主义技法实验的大潮中，一些作家同时也将眼光瞄向了这片奇异的南亚土地，并创作出大量优秀的作品。
然而单就长篇小说而言，在这些数量庞大、题材繁博的作品当中，真正称得上佳作的，恐怕除了吉卜林的《吉姆》（Kim）和福斯特的《印度之行》（PassagetoIndia）以外，就当属奥威尔的这部《缅甸岁月(40)》了。我曾长期怀疑，这是由于自己对英国文学史见识浅薄所致的个人见解，后来在批评家劳伦斯·布朗德（LaurenceBrander）的著述里看到了类似的评价，他认定《缅甸岁月(40)》比之《吉姆》和《印度之行》差距尚大，但定要排个第三出来的话，还真是难有与之匹敌的。再翻到版权页一看，此书1954年便已出版，看来我的见识浅薄的确不假，而《缅甸岁月(40)》的“探花”地位倒也不是一己之见。
奥威尔同印度有着极深的因缘，他的父亲长期供职于印度政府的鸦片部，而他本人就出生在印度比哈尔邦的莫蒂哈里，次年随母亲回国，公学毕业后，虽学业尚好，但未像其他伊顿生那样去牛津剑桥深造，而是重返亚洲，在缅甸做了五年（19221927）的警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亚洲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英国与缅甸民族关系最为糟糕的时期，于是，奥威尔也就亲历了诸多的民族隔阂，冲突，甚至杀戮，以及由此给双方所带来的难以摆脱的精神苦痛。奥威尔自认是大英帝国殖民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自然感受到难以承受的道德罪责。所以，如同当年的霍桑写作《红字》（TheScarletLetter）是意在给自己的清教徒先祖赎罪一样，奥威尔写《缅甸岁月(40)》时，亦是感受到内心中有一股“我必须为之赎罪的庞大重负”，因此必须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来获取内心的安宁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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