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岁月(41)》的故事有两条主线，有点类似中国评书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讲述方式。一条线索是主人公弗洛里同伊丽莎白的感情纠葛，另一条是缅甸治安官吴波金与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为争夺进入欧洲人俱乐部的席位而展开的明争暗斗。最后两条线索合二为一，一切终见分晓。这当中的悬念设置和情节铺陈，倒也扣人心弦，不过真正让人击节赞叹的，是作者在描物状景中对声音和色彩的熟练把握，读来仿佛真的置身热带丛林的光影世界。
奥威尔对东方有着很深的兴趣，在《缅甸岁月(41)》里，他借主人公弗洛里之口，表达了对缅甸的自然风光、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的痴迷，同时夹杂着对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国度那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同《印度之行》一样，这部小说涉及到不同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言语间也透出对殖民统治的种种不满。但不同的是，《缅甸岁月(41)》中的土著似乎更像是背景化的陪衬，而作者真正关注的，还是欧洲人自身在这个第二祖国的生存状态，从而生发出该书的真正主题孤独。
奥威尔的小说尽管取材广泛、形式多变，但却有一个依稀可辨的模式，就是几乎每部小说里都有一个性格内敛、精神孤寂的灵魂被置于故事中心，而他们渴望与人沟通、追寻生命价值的动机，也就构成了整个故事的张力，推动情节向前发展，从《牧师的女儿》中的多萝西，到《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大抵如此。
而就本书而言，孤独具有两个层面的指涉，一方面，欧洲人出于对土著居民的鄙视，不肯与之交往，而是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整天在俱乐部打牌饮酒、闲谈漫扯，生活死一般的沉寂和无聊，处处透出陈腐的味道；另一方面，弗洛里又是这个孤独群体中的一个异类，虽然他也曾沉沦过，甚至不时地酗酒和狎妓，但是对自己个人乃至整个大英帝国的堕落，却能感到道义上的羞耻，而对身边这些同胞的矫揉造作、无知自大，也嫌恶不已。正由于他对美好的生活依旧保有一颗企盼的心，巴望能有个人来分享自己的感受，去除心中的落寞和孤寂，所以才对初来缅甸的英国女孩儿伊丽莎白充满了遐想和期待。
陷入爱情的人总是难免会昏聩与盲目，在隐约觉出伊丽莎白的学养浅薄和图慕虚荣之后，弗洛里仍旧幻想通过自己的思想来影响和改变她，直至将其变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爱人。人们经常说：把一个相貌美丽、头脑蠢笨的女人变得聪明起来，总比把一个相貌丑陋、头脑聪明的女人变得美丽起来来得容易。这本是男人之间调侃的戏言，当不得真的。一个人，尤其是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假若爱上了浮华，又痛恨学问，其实是断难改变的。尤其像伊丽莎白这种出身不高、受过穷苦的女孩，对财富、阶级、种族的成见更加根深蒂固，她可能会比富家小姐还要百倍地热爱地位和权力，也百倍地痛恨学问和贫穷。弗洛里错就错在把对方一味地理想化，陷于其中，不肯自拔，到最后只落得个饮弹自绝的下场。
因此从表面上看，弗洛里是两个土著官员权力争斗的牺牲品吴波金眼见弗洛里支持维拉斯瓦米医生，妨碍自己的权力之路，便设计令他在大众面前出丑，导致其含羞自杀实则却是死在了对人的错误判断上。他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到一个根本不可能理解自己、同自己有着完全不同追求的女人身上，指望对方能帮助自己驱走可怖的孤独感，而幻灭之时，孤寂犹在，除了死，也实在别无出路。
其实，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这样一个人物抱有这样的思想，其死几乎是必然的。这很有些自然主义的味道，奥威尔本人在后来忆及写《缅甸岁月(41)》的初衷时也说过：“我当时想要撰写宏大的自然主义小说，带有悲惨的结局。”换言之，弗洛里的交手对象，也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角，并非伊丽莎白或者吴波金，也不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是命运自身。敢与命运抗争，几乎注定一死，但虽死犹荣，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到山顶的巨石还是要滚下来，却依然坚持不懈。正如加缪所言：“那向着极顶奋力前进的过程本身即足以填充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可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当然，弗洛里的形象远不如西西弗斯高大，他自怜自哀、胆小懦弱，是个可爱又可恨、可怜又可鄙的“反英雄人物”（antihero），然而这并不影响整个故事的悲壮之美。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界定，真正的悲剧是指一个平凡人，没有特别做好事，也没有故意做坏事，却因为命运的摆布，而陷入一种极惨的情况傅佩荣，《哲学与人生》，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6页。，而这正是对弗洛里的境遇的贴切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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