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他便离家上路，巴泰克抱着一堆文件跟在他身后。他走得很慢，身板挺得笔直，好平衡自己的大肚子，头上撑着一把黄色的丝绸伞。在阳光的照耀下，他那粉红色的袍子，就像是一颗光滑的果仁糖。他正赶往法庭去审理一天的案子。
大约在吴波金开始上午工作的时候，木材商、也是维拉斯瓦米医生的朋友，“波里先生”正离家去往俱乐部。
此人叫弗洛里，三十五岁上下，中等个头儿，身材还不赖。他那又黑又直的长头发留在脑后，黑色的胡子剪得短短的，天生灰黄色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变了色。由于既不胖也没变秃头，所以他看上去倒也并不显老，可那张晒黑的脸总是很憔悴，脸颊瘦瘦的，眼窝深陷、两眼无神。他今天早晨显然没有刮胡子，身上还是穿着往常的那件白衬衣、卡其布的斜纹短裤和一双长袜，不过头上戴的不是遮阳帽，而是宽边毡帽，帽檐儿遮住了一只眼睛。他手持一根系着皮鞭的竹棍，后面还有只叫弗劳的黑色考克斯班尼犬跟着。
然而所有这些描述仍属次要。人们看见弗洛里，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左脸上那一块丑陋的胎记，大致呈月牙形，从眼睛一直拉到嘴角。从左侧看上去，他的脸上一副受尽折磨、愁容不堪的样子，仿佛胎记是一块伤痕似的——这是由于它是暗青色的。对于自己面容上的缺陷，他心里十分清楚，因此无论何时，但凡有人在的时候，他总是不时侧转身子，就是因为他极力想让自己的胎记不被别人看到。
弗洛里的房子位于操场最高处，紧贴丛林边缘。从房门向外望去，操场的地势向下急剧倾斜，呈现一片枯焦的土黄色，五六间亮白色的平房散布其四周。所有这一切，都在灼热的空气中颤动。山下半截腰处的一片白墙里有一处英国公墓，附近还有座锡顶的小教堂。再过去就是欧洲人俱乐部，当你看到俱乐部的时候——那是一座破旧的独层木制建筑——你就看到全城的真正中心了。在印度当时的英属印度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缅甸。——译者注的每座城镇，欧洲人俱乐部都是其精神堡垒，是不列颠权力的真实所在，是土著官员和百万富翁们徒然向往的极乐世界。就这一点而言，此地尤为如此，这是因为，凯奥克他达俱乐部引以为傲之处，就是在全缅甸所有的俱乐部当中，它几乎是唯一一家从不接纳东方人会员的。过了俱乐部，赭红色的伊洛瓦底河奔腾不息，就像一块块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的钻石。河的那边是大片荒废的稻田，一直延伸到天边的一片黑色山脉。
当地的城镇以及法庭和监狱位于右方，大都隐藏在绿色的菩提树丛中。佛塔的尖顶在树丛上方高耸，就像一杆涂了金的尖细长矛。凯奥克他达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北缅城镇，从马可波罗时代一直到1910年，之间就没多大变化，要不是由于此地作为铁路终点十分方便，恐怕还要在中世纪的迷梦中再睡上一百年。1910年，政府将之作为地区总署所在和重点发展的中心——具体表现就是一批法庭，养着一群肥头大耳、贪婪成性的律师，还有一家医院、一所学校，以及一座庞大而坚固的监狱，从直布罗陀到香港，英国人到处都建造了这样的监狱。此地人口约有四千，包括两百印度人、几十个中国人和七个欧洲人。另外还有两个欧亚混血儿弗朗西斯先生和塞缪尔先生，分别是一个美国浸信会教士和一个天主教教士的儿子。全城并无什么奇特的人或事，只有一个印度托钵僧，二十年来一直住在集市边的一棵树里，每天早晨拿着一个篮子出来化缘。
弗洛里出门时打了个哈欠。前一天晚上他喝得半醉，而强烈的日光令他感到烦躁不已。“妈的，真他妈的！”他望着山下心里想。由于身边除了那条狗并没有别人，于是他和着“神圣，神圣，神圣，啊，您至高无上”的调子唱起了“该死，该死，该死，啊，你可真该死”，同时一边用手杖摆弄着干枯的草，一边踏着滚烫的路下了山。快到九点钟了，太阳越来越毒。烈日当头，灼晒持续不断，就好似被一块大的垫木击打一样。弗洛里在俱乐部门口停下脚步，心中暗想是进去呢，还是接着往前走，去拜访维拉斯瓦米医生。这时候他想起来，今天是“英国邮件日”，报纸应该到了，于是便走了进去，绕过那张巨大的球网，网上面爬满了藤蔓，其间还长着星形的紫色小花儿。
路的两旁有成片的英国花卉——草夹竹桃、飞燕草、蜀葵、矮牵牛，这些花尚未被阳光晒死，仍旧缤纷恣意地绽放着。矮牵牛格外的大，简直像是树。这儿没有草坪，而是一片当地树种的灌木丛——仿似大片血红色花朵的凤凰木，长着奶油色、无径花朵的素馨花，紫色的九重葛，绯红色的芙蓉，粉红色的蔷薇，胆汁绿的巴豆，还有罗望子那羽毛般的叶子。鲜明的色调在强光下甚是扎眼。一名近乎赤身裸体的园丁，正手持水罐行走于花丛中间，样子活像某种吮吸甘露的大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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