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普曼和他的小分队，历时14个月，游遍美国，会见了数千名代表每个经济阶层、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年龄的具有各种教育背景的已婚妇女。据查普曼博士讲，布里阿斯妇女是在他和他的助手们，在搜集他们的发现并准备下半年出版前要会见的最后一批。‘这次调查询问的目的，’查普曼说。‘是要把迄今为止仍秘而不宣的美国女性的性生活方式公诸于世，这样，通过统计数字，我们可以将很久以来使处在黑暗和无知状态下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领域，用科学的方法予以阐明。我们希望，后代的美国妇女能从我们的发现中受到教益。’”
“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主席格雷斯-沃特顿夫人在电报中对查普曼博士的光临深表荣幸，并答应百分之百地出席他的演讲，并将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会见的话题。不过，沃特顿夫人预言，听了查普曼博士的演讲，了解到实际上的个人会见比过去吉尔伯特-汉密尔顿、阿尔弗雷德-金西、欧内斯特-伯吉斯、保罗-沃林等这些开先河的调查人所进行的那种会见更不点名道姓时，联合会中的220位已婚妇女，不会有什么人拒绝这个为了科学进步而做出贡献的机会。该联合会，在布里阿斯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和礼堂，成立已有15年之久，一直为社会、为慈善事业以及大洛杉矶西区的美化，不遗余力地工作着。”
读过这篇发布文稿之后，凯思琳怀着厌恶的心情继续瞅着它。看着这些话语，不禁无名火起，便自问道：“这个查普曼博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好偷看人的东西？”
她自然听到过他的名字，谁都听到过。他最近那本书的耸人听闻的题材（她知道，所有的妇女都读过他的书，读起来废寝忘食，尽管凯思琳予以蔑视，甚至于不屑去借一本来看），以及他最近的研究进展（所谓研究），一连几年把报纸和杂志的版面活跃得不亦乐乎，至少有十几家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她估计，总有一天查普曼将会成为他这个年代以及这个年代的对性的着魔般迷恋的象征，这正如19世纪20年代的埃米尔-考艾成为不同的好奇流派的代表一样。
不过，凯思琳感到纳闷，是什么使得一个受过教育的成人献身于打听男人、妇女以及儿童们性史隐私的勾当之中？这种对所谓“科学发展”不停的挪揄，只是在高尚的目的掩盖下，不健康的服务的确是不健康的思想和引起性欲的情趣。或者更坏的情况，是由于某种卑劣的商业思想，决心去利用人们对禁区的反逆欲望。说句公道话，凯思琳记起读过某些报道，查普曼对自己的可观的收入是分文不取的。话虽这么说，在此种文化中，一个出了名的名字便等于任何的年金享受权，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钞票。另外，他也可能是个宁要臭名而不要实利的人。
也许，她对查普曼太苛刻了，凯思琳想。也许，毛病出在她本人身上。她也变得古板、过时，如果说一个年方28岁的人能够真的变得过时了的话。然而，她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一个妇女的生殖器官是属于她自己的，并且只能属于她本人，它的使用和活动，除了她自己、她的配偶和她的医生外，谁也不能让他知道。
对这件自己不相信、深感厌恶的下流事情，非要自己去促成不可，这不禁使她皱起了双眉。凯思琳碾死了她的第二支香烟。她把那用打字机打好的人名和电话号码单取回来，摆在面前，拿起话筒，开始从厄苏拉-帕尔默往下的电话号码拨起来。
厄苏拉-帕尔默是个爱挑剔的、好“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人。说话尖锐，直截了当。假若她问“你好吗”时，她的意思是要知道，精精确确，你从早晨到晚上如何？还有，昨天过得怎么样？一点不容大而化之的回答，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其辞，要不，她是不会满意的。从她那闪闪发光的褐色的大眼睛里所观察到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得是确切的、明了的，让人能理解的。
这时，她一只手放在打字机的间隔棒和键盘上，一只手拿着听筒对着耳朵，继续——这已经是这次电话的最后几分钟了——用一些对有关查普曼到布里阿斯考察的提问折磨凯思琳。
“说真的，厄苏拉，”凯思琳强压着怒气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为什么查普曼博士挑选我们作为他的最后的实例，我所知道的只有摆在我面前的这份发布稿上所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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