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尚未写成的书单独相处,就是仍然处在人类的最初睡眠中。就是这样。也是与仍然荒芜的写作(6)单独相处。试图不因此而死。这是在战争中独自待在防空洞里。但是没有祈祷,没有上帝,没有任何思想,只有这个疯狂的愿望:消灭德意志民族,直至最后一名纳粹。
写作(6)永远没有参照,不然它就……它仿佛刚出世。粗野。独特。除了那些人,在书中出现的人,你在工作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者永远不会为他们惋惜。不,我对这有把握,不,写书,写作(6)。因此通向舍弃的门永远敞开。作家的孤独中包含自杀。他甚至在自己的孤独中也是单身一人。永远不可思议。永远危险。是的,这是敢于出来喊叫所付的代价。
在房子里,我在二楼写作(6),我不在楼下写。后来却相反,我在一楼中央那个大房间里写,为的是不那么孤单,也许吧,我记不清了,也为了能看见花园。
书里有这个,书里的孤独是全世界的孤独。它无处不在。它漫及一切。我一直相信这种蔓延。和大家一样。孤独是这样一个东西,缺了它你一事无成。缺了它你什么也不瞧。它是一种思想方式,推理方式,但仅仅是日常思想。写作(6)的功能中也有它,既然你每天都可以自杀,那你首先也许会想不要每天都自杀。这就是写书,不是孤独。我谈论孤独,但我当时并不孤单,因为我要完成这个工作,直至光明,这是苦役犯的工作:写作(6)《法国副领事在拉合尔》。书写成了,被译成全世界的各种语言,被保存了下来。在书中,副领事向麻风病开枪,向麻风病人、穷人和狗开枪,然后向白人,向白人总督开枪。他枪杀一切,除了她,一天早上溺死在三角洲的她,劳拉·瓦莱里·施泰因,沙塔拉和我童年的女王,驻永隆总督的这位妻子。
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书。它发生在拉合尔,也是在柬埔寨,在种植园,无处不在。《副领事》一开始就有一位十五岁的怀孕的女孩,这位安南姑娘被母亲赶了出来,在菩萨蓝色大理石的山区里游荡。后来如何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这个地方,寻找我从未去过的这座菩萨的山。我的书桌上摆着地图,我循着乞丐和孩子们走的小路寻找,孩子们两腿无力,目光呆滞。他们被母亲所抛弃,捡垃圾充饥。这本书很难写。不可能做提纲来表述苦难的深度,因为没有引发这苦难的明显事件。这里只有饥饿和痛苦。
野蛮的事件之间没有联系,因此始终没有计划。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计划。从来没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没有,一次也没有。
我每天早上写作(6)。但没有任何时间表。从来没有。除非是做饭。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食物沸腾或避免烧焦。对于书我也心里有数。我发誓。用一切发誓。我从未在书里说谎。甚至也从未在生活里说谎。除了对男人。从来没有。这是因为母亲以前吓唬我说,谎言会杀死说谎的孩子。
我想这正是我责怪书籍的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它们并不自由。通过文字就能看出来:书被制作、被组织、被管辖,可以说变得规规矩矩。这是作家经常对自己使用的审查职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寻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还有几代人死气沉沉,书写得十分腼腆,甚至还有年轻人。这是些可爱的书,但没有任何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作者。应景的书,解闷的书,旅行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谈。
我不知道书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有书时我们知道。没有书时,我们知道,好比知道我们活着,还没有死。
每本书和每位作家一样,有一段艰难的、无法绕过的行程。他必须下决心将这个失误留在书里,使它成为真正的、不撒谎的书。孤独,我还不知道它后来如何。我还不能谈论它。我相信的是这种孤独变得平凡,天长日久变得平庸,而这很幸运。
当我第一次谈到法国驻拉合尔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副领事之间的恋情,我感到毁坏了这本书,使它辜负了期望。可是没有,它不仅站住了,而且不负所望。作家也有失误,像这种失误,它实际上是机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误使人欣喜,就连其他的失误,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浅易的失误常常也是美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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